走了算了

不如歸去

張尚德

   我幼失怙恃,十六歲入孫立人將軍訓練最嚴格的部隊青年軍206師當兵。二十一歲退伍,初中兩年未讀完,數學、英文零分,此際我已看透、看多了整個人類和人性,永遠就是屠殺、屠殺……,屠殺!

   要不然,就是混亂!混亂!混亂!爭吵!爭吵!爭吵!

因此,我至為疑惑:

人究竟是什麼?

如此的人類,為什麼要地球和宇宙?

所以我要進台大哲學系,來了解上述問題。

經二十個月,四十本書,我不管自己的日夜頭痛,就是死背死讀,在夢裡、入廁所,我還是背書,終於:

我於1955年九月一日,踏入台大校園七年。經歷了許多名教授知識的嚴格訓練。同時,因為我想救世界、救人類,其時就有許多結拜兄弟。

研究所畢業後,一天晚上,我到當時教育部長黃季陸家裡,蔣經國來了,我和他眼神打個照面,他進了黃部長家裡的房間。

不久,蔣經國的黨校(政工幹校)聘書來了。要我去敵情系教馬克思主義,他們叫做「匪黨理論批判」。

此前,我唸研究所一年級時,蔣經國先生曾召見過我,對談了一兩個小時,他非常不高興。

理由:

我說:

「我的老師自由主義大師殷海光教授非常好」。

他說不見得很好。彼此談得不歡而散。

因此,他對我印象至為深刻。

去了黃部長家裡,打個照面,就讓我去他最重要的鞏固權力的學校,教最重要的課了。

蔣經國先生不丟棄我,始終對青年寄望深厚,這也許是其所以成為人物的條件之一吧,

要附語一句的是:

他後來在台灣沒有要花什麼心思搞什麼「維安」,他常常一個人在台灣到處跑,我就常常在台大、師大附近碰到他單獨一人。

後來台灣多數老百姓愛戴他,這也許是他的「真本事」之結果吧!

   我在政工幹校教了幾年,有人誣告我造反。

我失業後,住在張學良公館正後面的一個別墅,這時我靠打牌過日。

再過了兩年,世界反共聯盟主席和國民大會副主席谷正綱先生(蔣介石為國民大會主席),聘我做兩邊機構的英文機要秘書。做一個不大不小的官,三十幾歲,渾渾噩噩的搞了十二年(讓我有時間自己再讀了十二年的書)

一天,又失業了。

四十八歲(此際我早已為教授),南老師收留我,在祂身旁日夜讀書參禪,將近六年。

一天,我和南老師說:

「我去蔣經國先生政工幹校那邊,第二個禮拜,我就知道蔣家會全垮。」

南老師問我為什麼?

我回答:

「那邊小學沒畢業,可以做教授,不是一個,是一群。

少校、中校、上校,一轉行政機關,就可以做科長、處長。一位少將,可以管台灣大學。什麼本事都不需要,只要聽話、只要把人當做牛馬去管理就行了。」

整個中外歷史,在行政人文制度上,從來沒有這種怪事。

所以我就不跟他們合作了。因為人文行政制度,不上軌道,社會和政權必垮。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人文定律也。

我五十四歲,南老師去美國。

在美國見了祂,要我幫大陸的忙。

禪門師命不可違。我接受了。

從此顛顛倒倒、跌跌撞撞,在無奈中疲累,在疲累中無奈,以迄而今。天啊!

南老師捨報,我大喊大哭一陣:

天啊!

因為我在的香板下,曾經發心,不可以把「天啊」放在心中。

我問:

釋迦牟尼佛和諸佛菩薩,耶穌、上帝、穆罕默德、孔子、墨子、孟子、南老師等等……一切中外的往聖先賢,你們趕快召開緊急會議吧!快快來啊!請告訴尚德:

我怎麼辦啊?

我過去一生,協助了貴州大學張新民同志(人文精華文化的同志)成立了貴州中國文化書院,在美國贊助成立世界中國哲學會,在湘潭創設道南書院,在台灣建立非常學術的中華唯識學會,創辦百丈風範的達摩書院(達摩書院四個字,是南老師親自寫的,不是我張尚德去要的,我不會無恥到去要南老師寫這四個字)

------成功不必在我,自吹自擂無恥,何況我也多少知道一點:

要成就無為法,還要超越無為法也。要問的是:

我為什麼跡近在這裡自我標榜啊?

我現年已八十二,一身都是病,我日夜徘徊深思、反省自慚、自愧:

我究竟在想什麼?我究竟要幹什麼?我究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中?

   四年前 我問南老師:

「老師,下一步呢?」

祂沉默一會,回答:

「你不是死過好多次嗎?」

前年,我再問祂:

「老師,怎麼辦?」

祂說:

「你把發心,暫時擱在一邊吧!」

去年五月,祂說:

「你好好在道南書院講學,會成功。」

在離別時,祂連講了三次。

我皈循祂將近六十年,每次見面都是罵我的,從來沒有說:

會成功。

我知道:

「完蛋了,祂向我說鼓勵和祝福的假話,南老師要走了。」

所以我就趕快做好準備。

便於去年中秋節,在湘潭道南書院,約一些朋友討論祂的學術成就,其時那天中秋晚上,出現了:

一輪明月照神州。

現在那些文章已由達摩出版社出版。

最近兩三年來,我隨時隨地死過好多次,都是被在場的醫生和道友救過來。

死的方式是:

我一下子就不省人事,我真的走了。

最近一次,我坐在椅子上,也快不省人事,有位道友說:

「老師:

你怎麼了?」

我又醒過來了。

我很容易走的。

結論:

我一生經歷人世的無知(什麼自由民主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然主義、狗屁主義、牛屁主義、貓屁主義……主義!主義!主義!不知道人和社會最簡單最需要的,不過是把穿衣吃飯睡覺和教育,搞上軌道的主義,全世界整天在那裡打殺鬥爭,以前是打仗,現在是打錢、打電腦、打昏昏沉沉、不知所云的白天和晚上,打!打!打!打!打!今天搞了錢,跑到東邊去打,明天有錢了又跑到西邊去,還是打-----個人、社會、團體、天下、國家,都得不到一秒的平安與寧靜),我面對不停的戰亂與各式的苦難,不只是經歷白色恐怖,而是經歷種種紅黃藍白黑、全世界、全宇宙、全地球、全人類的恐怖。

我一再問我自己:

我究竟要什麼?

我究竟還能幹什麼?

我為什麼要活下去?

我自己對自己回答:

我真的沒有要什麼!因為我真的沒有能力要到什麼。

我已經沒有什麼要想,也沒有什麼不要想。

同時自吹自擂一點,在這個地球,也沒有任何地方,值得和需要我再去了解究竟是什麼!人活在地球上也好,不活在地球上也好,對我來說,也無關緊要了。因為我早就知道:

宇宙本來是沒有地球的。

我三十歲時,知道五十年後的事。

我現在已知道,人類一百年後的事了。

我無任何留戀,也無任何抱怨和不滿,歷史和人性一再重版,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我已交代了一切,安排了一切,

可以吹一句牛: 

我一生光天化日,問心無愧!

好了:

一切真正放下,

是最佳最後歸程也!

 

二零一三年八月五日

於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