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经济之道

——《漫淡中国文化——金融‧企业‧国学》学习笔记

鄧國華教授

南怀瑾先生在《漫谈中国文化——金融‧企业‧国学》一书中指出，经济学原本是经纶济世之学，是大政治家、大文化家应该有的学问[1]。中国自古以来有文史不分、文政不分、文哲不分的传统。此书中提及的重要的经济经典著作，包括《管子》《货殖列传》《平准书》《食货志》《盐铁论》等，都是历史典籍。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思想与历史是分不开的。

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日本人学习西方的分科之学，把管理财经的问题叫经济。这样就把“经济”原本的含义狭义化了。中国人沿袭了日本人的说法，把管理财经的学问叫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是不是科学尚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研究问题所用的方法，是科学所用的、分析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就导致了现代经济学众多的问题。南先生指出：“我说世界上的经济学家，欧美的经济学家，是强盗的经济学家，都是为一个国家、一个观点，写了许多经济学的书。你们学经济的不要乱跟他们。从《原富论》开始，通通不对。没有一个学者研究全体人类的经济学，马克思有一点像，还不完全，他在那个时代还看不清楚。任何一个学问，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土话，叫做‘麻子上台阶’，一个麻子上了台阶，群众观点，个人看一点。整个麻子脸，哪个洞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实际做国际大生意的，影响了整个世界，他们对全人类是怎么个影响法，今天乃至以后的全人类，究竟应该怎么样生存生活，没有人研究，这是很严重的大问题。”这样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

西方经济学理论派别众多，名目繁杂。从亚当斯密开始，产生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其中又包括李嘉图学派、边际效用学派、数理学派、奥地利学派、剑桥学派（新古典学派）、新奥地利学派、供给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剑桥学派、福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等。典型的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李嘉图、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等。由这些理论和学派“逐渐演化出了一个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分野和主要构架的当代经济学体系。而当代经济学核心体系的核心，就是主流的新古典综合派”。“现代经济学，或者说现代经济学的教科书体系，是与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运作体系、现代公司制度、国民收入统计制度、金融、外贸、汇率体系连在一起的，是人们认识、解释和试图理解当代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一种理论体系。”“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大学里的经济学院所教的经济学，以及我们现在国内大学经济学院里所教的经济学，就是这种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为体系的经济学理论。”[2]

这个理论体系存在重大问题和缺陷。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面对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难题，面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衰落和危机，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当代的经济学不能充分认识和解释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也不能预测乃至消除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原因究竟在哪里？

经济学的“科学化”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韦森先生说：“当代经济学的主流趋势是，按照一些基本假设，去推导人们或企业的微观行为，推导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导致百分之八十以上乃至绝大部分经济学论文只求逻辑上自洽、数理上严密和数学模型优美，经济学论文成为经济学人内部互相欣赏、只供少数同行和专业小圈子内部互相讨论而与现实经济运行已经没有多少关系的一种“mental games”。这种发展趋势也使经济学家变得越来越“理性的自负”，认为通过一些建立在人的基本行为的公理化的假定基础上的数理推导，就可以证明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运行的必然的和决定性的结果。”[2]数学是科学的基础，没有数学就没有现代科学。定性都不算科学，只有定量的才算得上科学。在一个科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经济学追求数学化就不足为奇了。有人说，现在搞经济学研究，如果不建模型，没有数学公式和推导，就是耍流氓。这样的追求和认识，是对科学所用的分析的方法缺乏全面的认知所导致的，陷入了“科学主义”的泥坑。方东美先生指出：科学的精蕴不在其结果，而在其方法，主要表现在采用详密的归纳法和数理演绎法。[3]吴国盛先生把现代科学的主流称之为数理实验科学。[4]采用数学模型处理问题的好处是：因果关系非常明确，结论非常逻辑，结果非常精细，可操作性非常好。但很多人忘记了应用数学模型的前提是需要一些基本假设的。这些基本假设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既不能用数学推导出来，也不能实证，就象牛顿第一定律从来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定律一样，它们是“假的”，是“先验的”。[4]用这些假设来构建数学模型的过程，实质上是把丰富多彩、纷繁芜杂、万类参差的真实世界抽象化的过程，是化繁为简的过程，是把复杂体系分析（分割）成孤立体系的过程，也就是所谓“还原”的过程。但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社会、国家和天下的经济行为与规律，是一个巨型的复杂系统。思想指导行动，人的心理状态、思想观念是变幻莫测、难以捉摸的，随着时空的转换而变化。基于几个基本的假定来量化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是很难做到的。即便假设成立，其推论也有边界条件的限制，即孤立系统里成立的结论，如果突破边界条件，应用到孤立系统之外，这个正确的结论也会变成谬误。[3]但不少经济学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这就是“理性的自负”。不是不要数学，不要数字，而是采集什么样的数字，怎样建模，如何运算，如何说明数字在真实世界中的意义，都是人自己设计的。不同的假设、不同的边界条件，结论自然就不一样。这样就无怪乎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观点经常相互冲突了。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不难理解南先生说的经济学是“麻子上台阶”，“整个麻子脸，哪个洞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分析的、还原论的思想方法不能替代整体性思维。

亚当斯密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强调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进一步，主张彻底私有化、完全自由化、绝对市场化，将政府干预完全从经济生活中清除出去。凯恩斯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政府干预，进行宏观调控，用“看得见的手”调控经济的发展，控制市场秩序，保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凯恩斯和哈耶克生前就相互批判，都认为自己手握真理，对方是错误的。究竟谁是对的呢？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争论。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与之相应的就是“利益最大化原理”。其基本内容是说，人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会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但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却可以很自然地增进公共利益，经济能自然地达到均衡。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也只是“麻子脸上的一个洞”，这个洞很清楚，整个脸就不一定清楚了。《货殖列传》中有司马迁的名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二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明白了亚当斯密的假设，但相应的对策却不是单一的完全放任不管。南先生在书里说，司马迁的治世理想是老子的“无为之治”、“安居乐业”。实现这个理想的方法，司马迁如是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太史公”的方法是顺势而为、因势引导、教诲约束，最下等的是与之争夺，绝不是只依靠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人心不齐，万类参差，“看不见的手”时常失灵。近现代的历史证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会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危机时常爆发。《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所以政治经济的政策，还是要“替天行道”，平均财富，要干预、调节市场，节制资本。简单地放任市场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成了等而下之的鼓励自私、鼓励争夺，结果一定天下大乱。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就用详细的统计数据证明，资本的回报率远高于经济增长，少数人占有了太多的财富，引发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为此，他建议全球征收资本税，以遏制不平等的扩大。但因为他的理论运用了整体主义方法论，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前古典经济学式的，算不上真正的经济学，不科学。

凯恩斯“看得见的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广泛应用，帮助西方工业化国家克服了经济危机，实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经济繁荣。但随后出现的“滞胀”问题（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高，而经济增长率却很低）说明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哈耶克著有《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极力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他的理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重视并付诸实施。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计划经济宣告失败，新自由主义受到追捧，有人就此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了，不会再有更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学产生了。但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却没能挽救俄罗斯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崩溃的命运。时至今日，美欧经济衰落，而中国却保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经济学理论赶不上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发展模式值得理论总结的很多。这些事实都证明，“看不同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不可能单打一地解决现实经济世界的重重问题。审时度势，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哈耶克虽然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但他对市场有着很清醒的认识。1972年12月11日，哈耶克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知识的僭妄”( 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中指出:“市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众多个人的行为，对决定这一个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况，几乎永远不可能进行充分的了解或计算。我得承认，我更喜欢“虽不完美但正确”的知识，即便它留下许多无法确定和预测的事情，而不是那种“貌似精确但很可能错误”的知识。……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差不多，但和大多数自然科学不同，它必须处理的是本质复杂的结构。也就是说，它所处理的结构，只能用包含着较多变量的模式加以说明。”

著名学者王小东指出：“社会科学的许多理论，特别是哲学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有时代针对性的，脱离了这些理论的时代针对性，脱离了这些理论当时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当今的绝大多数哲学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要么是一些完全正确，往往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有中国、希腊或印度的哲人提出过，我们运用时必须注意针对性的大原则；要么是偏执的谬误。……哈耶克的最具代表性的《通往奴役之路》是1944年出版的。那个时代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的西方，特别是知识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有制喊得山响。就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的一年，1945年7月26日，英国工党在下院取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绝对多数。要知道，英国工党是把国有制(stateownership)写进了党章的。……哈耶克超越同时代人，看出了计划经济内在的巨大弊病，深刻地指出了一旦出现一个垄断了我们经济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再无自由可言了，因此，这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这确实是非常伟大的。除此之外，他也由当时这个非常实在的问题而阐发了一些保卫自由的大原则，这也很了不起。但我们不应忘记，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与他当时的世界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他当时所针对的那些敌人—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他当时所担心的情况—西方国家倒向计划经济，并走上极权主义道路—也并没有发生;他所驳斥的思想—由政府统治经济来实现平等—也已十分微弱。现在的危险恰恰是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即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中下阶层的权利完全被忽视，政治权力和知识分子都成为垄断资本的奴仆。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如果哈耶克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哲人，他在今天写“通往奴役之路”这样一个题目时，虽然大原则，即防止出现一个垄断我们经济命脉(或者干脆说就是命脉)的权威，很可能不变，但恰恰是为了维护这个大原则，他所针对的敌人、所担心的情况、所驳斥的思想恐怕都会大大改变。……哈耶克的那个时代，从世界范围看，对于经济命脉形成垄断最严重的莫过于计划经济（但就在那个时代，美国也没忘了对于所谓“自然垄断”的打击，这绝对是美国的长处，而不是糊涂），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经济命脉形成垄断，对于自由产生严重威胁的，恐怕是与政治权力结合的私人资本。学习哈耶克而对此毫无警惕，就实在是辜负了哈耶克的一片苦心了。”“凯恩斯思想的某些部分后来也失去了时代针对性，并受到走向极端的滥用，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确实应该为政府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负一定的责任，故此人们又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反思，哈耶克也应运而起。但我认为，时至今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仍可说是处于凯恩斯时代，虽然做了某些调整，但西方国家政府仍在干预经济，用的也还是凯恩斯那几招，只不过用起来更小心了。”[5]王小东先生在微博里说：“如果只讲经济学这门学问，我这么多年体会下来，它还就是一门文科学问。数理经济学的用处没这么大，包括计量经济学。我恰恰认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学问是经济史，从前人应对他们那个时代的经济问题的实践中学习。经济史其实是有意思的，但是不一定能挣钱。”

南先生带领企业家门读《货殖列传》，剖析历史上经济成败得失的经验与事实，是在提醒学者们注意我们自己老祖宗在历史著作中留下来的宝贵经济思想，吸取古人的智慧。从近期发表的国内文献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日益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这种对历史的关注、对人文的关切，应该是南先生乐意见到的。

南先生更为关注的还是“今天乃至以后的全人类，究竟应该怎么样生存生活”的大问题。这才是真正的经纶济世之学所应关注的大问题。现在整个人类都生活在追求经济增长的癖好中，科技的发展使人们对物质的享用更加便利。无休止地追求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物质享受，正在耗尽地球的寿命。人口数量越来越多，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巨大，以石油和煤为主的化石能源很快会消耗殆尽，而新的能源开发并未取得大的突破，很难说人类如此下去会有美好的前途。而人为了追求这些，也处在身心不安和恐惧中，很难说是幸福的。造成这一切的背后是人类无尽的欲望。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还是司马迁的“熙熙攘攘”，亦或老子的“天道”与“人道”，都是从人的思想、行为出发的。所以经济问题最后还是要归结到人文思想问题，还是人心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张尚德老师总结了人类的十二大问题，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于重建唯识哲学。[6]唯识的目的在于彻底了解自己、转识成智。只有彻底了解自己之后，才能正确处理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天地宇宙的关系，才能与一切的一切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在一切中又超越一切，此即禅也。信哉斯言！如此的文化铁路建设，通向各个国家与族群，共建真善美的地球家园，当不负南怀瑾先生的大愿矣！

参考文献

1.南怀瑾，漫谈中国文化——金融‧企业‧国学，东方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2. 韦森，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现状与问题，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7卷第26期，P5~12。

3. 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全二册），中华书局，2012年6月北京第一版

4.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一版

5. 王小东，哈耶克及哈耶克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7月，P16~19

6. 张尚德，全面解决人类社会问题在重建印度的唯识哲学，张尚德演讲集（上），达摩出版社，2009年第1版

尚德讀後：

中國現在的經濟，最重要的是在脫貧且追求全民皆富中，抵擋住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之侵奪。所以，以經濟至上的維穩和維穩至上的經濟，極為重要。

在這裡面，涉及到經濟在「各方面」宏觀與微觀的調控。這麼一個大國，十三多億人口，傳統和現實世界環境是如此如此，領導者非常不容易和辛苦也。

你身為大學化工教授，深知南老師關懷國計民生，學佛者本來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

閣下的存心，可喜也。

尚德 於台灣達摩書院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