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演講

《中庸》思想系統的開展(初稿)

 

日期:2011年九月二十七日晚上七點至九點

地點:北京大學治貝子園

主辦單位:北京大學儒學院

 

張尚德

壹、引言

 關於儒家哲學,十四年前我在香港孔子思想與二十一世紀國際會議上報告「中庸思想系統的開展」;然後張岱佬也請我在國子監講《中庸》,當時只講到第十二章。到了一九九八年,我又於河南夏邑儒商會議,講「什麼是真正的儒商」時也談《中庸》。現在有機會來北京大學報告《中庸》,非常難得。《中庸》是一本好書,希望有一天能完成全書的心得報告。

 中國人文精華的古典著作,其道理與實際,放諸四海而皆準。從儒家的內容來說,《中庸》是至為重要的一本著作。宋朝趙普言:「半部《論語》治天下。」《中庸》若能在中國實現,人類必安樂,世界必太平。

 五百年有王者興。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被帝國主義欺侮了幾個世紀,現在不僅站起來了,且絕對有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在地球上建設全人類真善美的中庸新世界。

 英國大歷史學家湯恩比先生說:「未來的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們定會在國富民強、謙卑自愛中,和自己、和家庭、和朋友、和社會、和天地、和整個宇宙,美滿和合的過中庸的生活。

 司馬遷引孔子的話說儒家的六經: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子思傳授孟子《中庸》,是就儒家整體的學術思想,做一個綜論與總結的發揮與說明。所以宋明理學,特別是程頤,把《中庸》當作是儒家的心法。他說: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中庸》是儒學的心法。

 成立!

    就人本身來說,有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宇宙天地、人與歷史傳承四重關係。這四重關係在理與事上鋪陳得好,就是心法。整個《中庸》的心法內容,從中國古代的文獻來說,是說得非常透徹的。未來全體中國,如果在理與事上能實現《中庸》的種種,那天下一定會得治,社會一定會和諧安穩的。

 

貳、《中庸》的前提

    《中庸》內容非常廣大深厚,它每一個字,譬如天、誠,都可寫成一部書。因此,它整個系統的開展,是大綱式、概括式的。從邏輯上來說,其大前提有四:

    一、天命之謂性;

    二、率性之謂道;

    三、修道之謂教;

    四、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分別解釋如下:

一、天命之謂性

    天所使的一切存在與非存在,叫做「性」。「天命」一詞之「天」,說文解字解為「顛」,即至高無上。「命」說文解為「使」。因此,「天命」即「天使」之義。

 中國古代人文思想,對「天」的理解有三重意義:自然的天、哲理的天、宗教的天。《中庸》在此所稱的「天」是包括這三方面的。沒有「自然」,就不可能有「性」。《中庸》說:「自誠明,謂之性」,「性」即存在之自身或存在之種種條件。宗教的天,是將天視做有意志的、主宰的力量,沒有這種力量,就不可能有「天命」。哲學的天,是將自然的天、宗教的天之一些道理解說之。

 天命就在心裡面,心就在天命裡面。天命之謂性,就是禪門所說「明心見性」的「性」。心法就是人的過去、現在、未來跟天地人三才,整個合在一起的大和諧的統一。「性」就是在這種大和諧中的種種存在真善美的統一。統一在佛家的法爾如是、道家自然的道通為一、回教的真主、耶教的天國;統一在中國大和諧的中庸中,唐朝貞觀之治的萬國萬教來朝,即此也。

 天以無形化生萬物,人以無為臨乎中庸,這就是天命。

 佛法的《金剛經》有句話:

 「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中庸》在起用上,也是歸到無為法的。這和老子所說「無為無不為」的道理是一樣的。

 佛法《解深密經》說得非常透徹:

 「佛是成就無為法,而又超越無為法的。」

 天命「至矣」!「至矣」,便是以此來表達這方面極深的道理。

 

二、率性之謂道

    有「天命之謂性」(天所使之一切存在與非存在,稱做「性」),故有「率性之謂道」(依循、歸到、回到性就稱做「道」。)「率」字是循、歸、回義。

    依循、歸到、回到存在和非存在(「性」)之本身,就是「道」。在此應注意的是,並不是離開性,別有所謂「道」,也就是「性」即「道」,「道」即「性」。

 

三、修道之謂教

 「修道之謂教」──修整、修練、修習至道上,就稱做教化。

 儒家的教化全落在禮、樂、刑、政上。

 《禮記》有〈學記〉一篇,主旨即在說明「教」的目的在「化民成俗」,而「化民成俗」的目的,則是歸到「道」上。

 《中庸》中心點本是道學,道本無說、不可說、不能說。後人將「道」解釋成「路」,部分原因是《中庸》裡「修道之謂教」一語句,所引起的誤解──以為「道」本身是要去修的。

 「道」本身無從修,但雖然如此,一旦證到「道」、瞭解「道」,原來空無一物後,要始終以空應空、空無所空(從道、歸道而無所道),隨緣自在(不以有緣可隨──本無一物,本來「道」也)。

四、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因為「道」無處不在,無所不在,所以《中庸》在提出「天命、性、道、教」以後,便說: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中庸》論斷「道」每分每秒都如形之與影和我們不離,這一論斷與老子、莊子所稱「道」在一切中,是一樣的。

 「道不可須臾離」。

 如果不離「道」,就是不離「天命」、「性」與「教」。因為「性」即「道」,且「道」與「性」離不開「天命」與「教」也。不離「天命」、「性」、「道」、「教」,便是儒家所稱超時空之「清明在躬」(自己歸到自己)、佛家所說的「清淨圓明、了不可得」。能不離「天命、性、道與教」,也是儒家所稱的:

  「君子」。

 值得一提的是,《中庸》與《大學》和佛家是相通的。「天命之謂性」,就是「大學之道」;「率性之謂道」,就是「在明明德」;「修道之謂教」,就是「止於至善」。用佛家的話來解釋,「天命之謂性」,就是「法身」(形而上本體);「率性之謂道」,就是「報身」(存在的式樣、資材、目的與結果);「修道之謂教」,就是「化身」(在無盡時空中修持的方法與過程)。此皆為對同一內涵與外延,用不同的語句描述,也就是「內聖外王」。

    內聖即是「明心」,外王即是「見性」。「止於至善」,就是大公無私,永遠為人民服務。與禪門所說的「明心見性」,完全相通的。

 

 

 叁、《中庸》與中道

    孔子讚嘆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庸之道來教化人民,這就是舜所以成聖的道理。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有幾重意義:

    一、不偏不倚,就是永遠在真善美的道理與禮上,實現《中庸》。即《大學》講內聖以後親民,和佛家講的菩薩道,永遠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

    二、「兩端」用辯證法來講,就是有與無、生與滅、增與減、垢與淨。「用其中於民」,就是超越兩端者,不執著兩端,但用其寰中。「寰中」者,在真善美中,一切、一切大和諧的統一也。如佛家說的八不中道:「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來不出」,就是萬類歸一。

    三、不偏不倚與執其兩端為平衡理論,其思考是從點而線而面,再由單一的點、線、面豎起來,成為立體;復次經由立體、點、線、面的思考,由無數立體的點、線、面,化做圓的思考,於是在平面、立體和圓的思考中,各個過程有無數宏觀與微觀,這樣從一種多元辯證的歷程中,得出「用其中於民」的結果(用《中庸》治天下也)。因此,《中庸》的「執其兩端」是多元的辯證法的妙述與妙用。其中一為多量、多量為一:大中有小、小中有大,從而統合於大中。宏觀、微觀都在其中。佛家說的「坐微塵裡,轉大法輪」,道理在此。此即聖者治國、平天下也。

    四、多元的辯證法,是將各類方法,歸納、演繹、直觀、超直觀的證驗、唯心辯證法、唯物辯證法、心物合一辯證法、亦心亦物辯證法、非心非物辯證法,不可思議境界等,所做的單一及綜合的思考、詮釋與運用。這一方法,是今日中國社會必須採用的方法。只有在亦知亦行、能知能行、真知真行的多元辯證法中,才能解決當前中國社會與人類的各種問題,特別是解決現代中國社會,如何與中國古代精神文明思想配套的問題。千萬莫重蹈歷史覆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時騙己、騙人、被人騙也。

    《中庸》是中道哲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趣向「寰中」,便是「中道」。在此可稍提佛法的中道。佛法的「中道」是: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

    證到了「因緣所生法」,即證到了「空」。且證到人的現實性為「因緣所生法」,瞭解一切名相、語言皆為假名,知道以指指月,指不是月。從而瞭解悟道的《楞嚴經》所說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歸到「實相」,也就是趣歸「至誠」。起用是惺中有寂,寂中有惺,合乎中道。

儒家是「極高明而道中庸」,與佛家中道大同小異、同歸至聖也。

 

肆、君子與小人

 《中庸》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在真善美上,小人反真善美。所謂真者,一切存在為真;好好的巧用存在為美;惜之、愛之、護之就為善了。因此,有真必有善和美,有善必具美和真,有美必有真和善。所以,真善美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中庸至真、至善、至美也。

 真善美是存在,凡存在必合理。蓮花長在污泥中,污泥也有大用。煩惱即菩提,艱難生智慧的道理在此。不過,凡合理,未必是存在。數學與邏輯中的零(0),只是一個必不可缺的符號,但證諸實際,人世間並沒有一個什麼東西為零。黑格爾說:「凡合理,必存在」,並不全通,道理在此。

    君子無事中有事,有事中無事。無事令有事、有事令無事。這就是慧要住中庸,中庸的起用便和諧統一了。屆時必「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這就是人同、理同、事同、天同、萬類皆同。

    如果不在中庸上,那就是在路上一起行走的瞎子、聾子與啞巴。聾子帶著瞎子,不知如何往前走,沿路都是惡狗,啞巴打也打不盡。人類歷史常常像瞎子、聾子與啞巴搞做一堆。瞎子摸象,永遠不知象身為何;聾子聽雷,永遠不知雷為何物;啞巴被打,打死也打不出哭聲。

 曾有孟、仲、季三兄弟,生來是瞎子,最後陷入一個大坑。

 孟、仲精於算命,非常準確。季弟不知。有一天,三人外出,不知每日所行原路,路面下陷造成坑洞。孟看不到路面,便掉入坑洞,就應聲說:「甲子乙丑海中金,不知舊路化為坑。」說時遲那時快,弟弟仲也陷入,就急急的說:「丙寅丁卯爐中火,大哥陷了又陷我。」小弟季也忽然陷入,便說:「我亦算不了甲子,可笑陷了一坑瞎子。」

 《中庸》要大家莫作瞎子,要有明慧。

  一談到《中庸》,有個問題:

 人類到現在為止,究竟是陷在坑內的瞎子,還是在坑外的明眼人呢?

 如何重整、重估只有人際疏離、感官爭奪的現代文明,是刻不容緩的要務。我們必須用新的慧眼,看新的世界;用新的耳朵,聽最清心的音樂。

 中國和世界,不能再亂了,孔子著《春秋》,是有其深意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皆一堆瞎子逞亂也。就目前世界和中國的現實態勢來講,中國是有機會讓全人類走在坑外,而且可以沒有坑的。

 人類的命運繫於中國,中國有前途,人類必有前途。

 

伍、印證的方法

    漢儒以經解經、落拓故紙,直至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儒家一大濫觴。宋明理學講「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衣食住行、打柴挑水就是私欲。要私欲淨盡,這是把最一般、最普通、最平常的生活道理打得粉碎。智慧那樣高的老子,也只能強調「少私寡欲」,無從說「私欲淨盡」。從此,中國人文精華學問一蹶不振。幸賴康熙、雍正,力興中國古典文明,才有短暫的乾隆盛世。

 說及朱熹歸到「靈明不昧」,這只是「純覺遺身」的性狀,靈明不昧只是「純覺」的起用,不是「純覺」本身。

 現在要談儒家,必須從原始儒家的原始精義中,去做理解與實現。人世間真正永久的道理,是超越時空的。過去一加一等於二,現在一加一等於二,未來一加一還是等於二。儒家將天地人三才統合在一起的學問,是超時空的人文普世價值。儒家將當世的人與已往生的祖先,一起信天、服天、敬天、歸天、應天、行天,強調:「天命不可違」、「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祖先永遠活著,且和後代子孫,永遠溫馨的在一起,這是中華民族最光輝、最寶貴、最值得自豪的智慧也!

 儒家的修證是有層次的,整個內容可以說,六經就是儒家的註腳。其修證次第,用孔子的話來說,即: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就是莊子的逍遙遊,老子的和光同塵,以及釋迦牟尼佛的遊戲三昧。

 在未詳列《中庸》方法學之前,先提一下《大學》的基本方法學。《大學》的基本方法學是:「定、靜、安、慮、得」。實際上,這種方法學跟老子、莊子、佛家的方法學是相通的。莊子主張坐忘、朝徹、心齋,佛家講止觀靜定,老子主張「守靜篤、致虛極」。

《中庸》的方法是:

    一、慎獨

二、致中和

三、三強

四、五氣

五、祭祀

六、五達道

七、三達德

    八、九經

九、治學五法

    十、誠

    十一、聖人之道

    十二、無聲無臭,至矣!

下文略舉以上數點,解說如下:

 

一、慎獨

《中庸》非常重視「慎獨」。「慎獨」的意義很深,是講與《中庸》相契應的君子,如何自處。要點有三:

    (一)、守住中庸;

    (二)、起用落在「為物不貳」的無為法中;

    (三)、在認識和修養上,做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也就是做到「我本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始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永遠與萬物相合而不相害,真正落在「止於至善」的修持上。

 

二、致中和

 《中庸》一書之所以具莫大價值,是在肯定人與天地之「致中和」概念。「中」是天下的大本,大本即道體,道體是一切存在不可缺者。「和」即「恰到好處」,滿足一切存在之條件,不多一點、不少一點,本來是圓滿者。因此,凡一切存在,其條件能得到恰到好處的滿足,便能達成圓滿之成就。

 《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由道起用達到、成就了任何存在之圓滿存在,天地一切便各歸其位,萬物便得其化育。這不僅是《中庸》第一章的部分結論,而且是《中庸》全書的要旨之一,也是參贊天地化育之基本道理與實際。

 

三、三強

 《中庸》討論三強:

 「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三強:一為剛、一為柔、一為剛柔並濟。孔子說到這三強,並不是比較哪一強好,哪一強不好。中華民族是個大國,現在中國已經相當程度崛起的站起來了,是這些年來,綜合運用三強的成就。舉個例子:

    我在湖南湘潭鄉下,遇到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叫張桂秋。

    我問他:「還要不要活下去?」

 他說:「要。」

 我問:「為什麼?」

 他說:「現在好活。」

    以前農夫一年辛苦到頭,一畝田一年只產四擔穀子,現在有十六擔了。以前過年,稍微富有的家才能炕臘肉,現在家家戶戶可以炕幾十斤臘肉、臘魚。很多農家子弟也得碩士、博士,成教授……。這一切等等,就是中國在天下的大道上往前走。希望中國對內對外,運用三強之妙用,令萬國來朝,人類歸順,全體大起大用,人類精華文化、和平安樂的統一,望在不久的將來達成也。 

 

四、五氣

 此外,《中庸》實際上是講五「氣」(炁):

    (一)、氣識:展示最高的智慧。

    (二)、氣勢:贊天地之化育。

    (三)、氣派:德配天地(道德、智慧、事功成就)

    (四)、氣度:以九經治天下國家(包容一切、攝受一切、平和一切)。

    (五)、氣力:展示出無盡的力量,謀天下安樂,人類和平(百獸齊歡、萬類雀躍、普天同慶)。

 原始儒家來自於《易經》,元亨利貞是《易經》的乾德,其起始、過程與歸結是淨炁。是在一切中維護一切。可與佛家和道家做比較、理解:

 佛家的常樂我淨是佛德,是在常寂光中相應一切又超越一切。

 道家的和光同塵,是為道之德;其過程為專氣致柔,在一切中調整一切。

 這三者的內涵與外延是互相契應的。

 孔子說:「無可無不可。」也就是莊子的「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這是超越世俗是非,歸到聖慧的,和釋迦牟尼佛的「葉葉菩提、處處甘露」的道理是一樣的。

     在此要說的是,《中庸》和整個儒家,其基本理論與實踐是:

 「寓理帥氣、主敬立極、允執厥中。」

 然後歸到與宇宙萬物合而為一的理氣(炁)一元、一元理氣(炁)之淨炁,此之謂「大中至正」。所以歷代說得上是儒家的人物,無不是像孟子一般,落在浩然之氣上,行義以顯仁的。「仁」沒有一固定的界說,但「我欲仁,斯仁至矣!」中庸也並無一固定的界說,同樣是我欲中庸,中庸至矣。

 《中庸》,實際上是中華民族先聖先賢最高智慧的成就,和佛法的華嚴宗一樣,歸到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

 中國從來就是愛好和平、為天下謀的民族,中國的崛起,一定是濟弱扶倾,絕不是玩強稱霸、欺凌萬方的小人,中國有望也。強了,讓我們做君子,為弱小打抱不平。

 

五、祭祀

    《中庸》自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章中,提及神、大孝大德及祭祀的美德與禮節。

    第十六章說:「誠」是不可揜的,正如道無所不在,既至微又至顯。禪門說:「吾有一寶,秘在形山,終日在面門中出入」,此也。所以子思在這一章引《詩經》說: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在《中庸》的第十七章借用孔子的話,舜是大孝,大孝即大德,大德必大孝。大德、大孝必受命於天,所以孝、德和天命是相契應在一起的。這就是修所成慧,也就是透過修而成就德慧,歸到天命。這一章引用《詩經》說:「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人性的本身,本來就是與宗教相契應的。所以,宗教的祭祀也成為《中庸》最基要的思想,與實際生活統合在一起。

 《中庸》第十八章強調平民百姓、天子注重喪葬的祭禮。最重要的兩句話是「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也就是將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和祖先超時空的連結起來,這是中國特有的寶貴文化。所以子思引孔子說:「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也就是以祭祀天地祖先而得與保天下。可見透過祭祀,將百姓永遠和祖先連結在一起,是何等重要。

    孔子說:

 「祭神如神在。」

 中國的「神」和西洋的「神」,觀念上是不同的。

 孟子說: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成「聖」以後,萬德同流同化,深邃高邈,人莫能測,這是德化的成就。所以中國人有大功者,大德者,便為神,為後人所膜拜。而孟子又說: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意在說明人可以成就自己為君子、為聖,再入不可知的化境而為神。

 中國人後來配合春夏秋冬四季,有拜墳和祠堂祭祖的習俗生活。同時在拜祖中,也與拜天拜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中庸》思想的德配天地。

 人從來就是一種宗教體,所謂宗教,有一種為自己所信仰的永恆道理,一種合乎理論信仰的生活方式和有教主。儒家成為孔教,其理論是十三經,教主是文武、周公、孔孟。將天地人,特別是和過去的祖先連接在一起,形成為與家庭、祖先、社會、天地、國家與宇宙合在一起,這是中國所特有的可貴宗教。所以儒家文化從來就是德配天地、慎終追遠。在綿延的時空中,源遠流長、生生不息、萬世常存的文化。

 子思在第十九章中從孝來稱讚武王周公,說明「孝」有幾個重點:

    (一)、善繼人之志

    (二)、善述人之事

    (三)、春秋兩季修祖廟

    (四)、祖述先人的功績與文物

    (五)、按春夏秋冬四時節氣各種禮儀次序,來祭祀。

    (六)、在祭祀的次序有幾句話:「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這章有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在儒家,也存有上帝的思想。國家的領導者要祭天,祭天就是祭上帝,所以《中庸》在這章說: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大哲學家史賓洛沙說得好,上帝就是自然。這就無怪乎老子說: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這一章子思強調一國的領導者能夠祭祀,能夠拜上帝,那一切一切就不在話下了。他說:「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六、五達道

    《中庸》講五達道與三達德,這就是樂天任天的知行合一哲學。

 五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要君臣有義、父慈子孝、夫婦有別且相敬如賓、兄友弟恭、朋友有信,這是人人應該履行的大道。現在的「君」是社會國家,「臣」即公職人員與全體人民。

 《中庸》特別提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又說: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之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從唯識的觀點來說,一切存在包括夫婦,都是從有著某種無明的阿賴耶識而來,必須將無明轉為智慧,才能歸到、完成儒家所說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對這方面問題,就必須瞭解釋迦牟尼佛的《入胎經》和佛洛依德的《性心理學》,以及對現代科學的腦波、基因、電子功能作用之緣起緣滅,最後留下的究竟是什麼,作深度的瞭解。如此才能洞悉一己人生,在一切存在的生滅變化中的起起落落。否則,根本不可能知道荷爾蒙以及一己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究竟是什麼?

 另一方面,應知社會人文價值,特別是權力結構的功能與作用的鋪陳,必須以人和家,以夫婦為核心價值,因為夫婦實在是家庭重心中的重心。夫婦的關係不安,社會便無走向。用任何一種理念,超越天命與人的存在之本身價值,社會必亂、必不穩也。

 英國大哲學家羅素有本書,叫做《婚姻與道德》。他結婚好幾次,主張試婚。若試婚可以解決婚姻的問題,那大家多結幾次婚,問題也就解決了。夫妻真正彼此愉悅的心甘情願,一家和睦,社會才能安定。

 

七、三達德

 第二十章強調三達德,即智、仁、勇,是人人應有的德行。孔子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中庸》的全體大用是:智以應事、仁以概事、勇以成事。真正的智、仁、勇,絕對是不惑於人事物,不憂於萬事萬方,無懼的超越任何恐怖。知道此三者,就知所以修身、治人、治國、平天下。能如此,便一切不在話下,便能隨心所欲,便能做到如莊子所說的:

 「聖人以其餘緒而治天下。」

 佛法《心經》說:「無有恐怖」。

 此也。

 《中庸》大教目的,同於佛家的《心經》啊!

 

八、九經

 《中庸》的起用,治天下國家有九經:

    (一)、修身。

    (二)、尊賢。

    (三)、親親。

    (四)、敬大臣

    (五)、體群臣。

    (六)、子庶民。

    (七)、來百工。

    (八)、柔遠人。

    (九)、懷諸侯。

 九經的目的是行王道。王道之實,根於社會菁英領導者的善心;王道之跡,則判於外在真善美,也就是中庸實踐之形。

 《中庸》是內聖外王的哲學。從儒家人文價值的君子修養來說,內不聖而外王,王也就是強盜;外不王而內聖,即使是強盜,盜亦為聖王。

 釋迦牟尼佛也有治國七法,也就是內聖外王。七法分別是:

    1、數相聚會。講論政事。修備自守。

    2、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

    3、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

    4、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

    5、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識教誨。

    6、承天則地。敬畏鬼神。敬順四時。

    7、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四方來者。供養衣食臥床疾藥。

    治國七法與《中庸》九經的思想是大同小異的。

 

九、治學五法

    《中庸》這一章講治學的次第,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一)、博學:徧學一切法,在專才中化為通才。活到老、學到老,社會人人一生都在全面學習中。古之學者為己,人人要在學習中,自己歸到本有的誠。孔子不知老之將至,湯一介教授八十多歲、

南公懷瑾先生九十多歲了,還在寫書,日日誨人不倦,好榜樣、大榜樣、真榜樣也。

 有一位一生研究螞蟻的生物學家,從螞蟻的個體與社區生活,體會出人文精華的哲學,成為一位了不起的人文哲學家。

    (二)、審問:精通各種學問的治學方法,在相當條件滿足上,落在合乎邏輯、經驗的知識上,做觀念的探索與檢定。

    因有愛因斯坦的審問,才把牛頓的古典物理學,推向相對論物理學。一個社會的進步,應全面在健全的法律與維護私權的社會制度下,允許個人做觀念的探索,觀念的假設。這與所謂「大膽假設」的心理狀態,毫不相干。

    (三)、慎思:要合乎種種的道理、禮貌和人性的價值。

    以前中國的法官判案時,經常幾天幾夜殫精竭慮,免得誤判,冤枉害人。事到萬難須放手,若宜兩可莫粗心。要來的一定會來,要去的一定會去;要來的擋不住,要去的留不住。所以,《金剛經》說: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這也就是:

 如是問、如是探索、如是知、如是本末究竟、如是不可說。

    (四)、明辨:是什麼就是什麼,不是什麼就不是什麼;不把是什麼看成不是什麼,不是什麼當成是什麼。明辨,乃科學研究與探索的最重要方法。

    (五)、篤行:篤內蘊之德,彰外有之文,是實踐的力行哲學。

廣東中山大學將以上五點做為校訓。實際上,不管治學、治事、治人,都少不了這五點,它們是五而一、一而五的。

 

十、誠

    《中庸》的重要的核心是「誠」與「天命」、「天命」與「誠」的「誠」之哲學。「誠」是哲學上的本體,也是全體推到天地人三才上的大起大用。「誠」即「天」、即「敬」、即「炁」、即「性」、即一切存在的起始、過程、轉化與歸宿。客觀與主觀、個人與萬有化為一體。「誠」是形上形下、天地人三才和諧統匯在一起。以比較語言說,「誠」就是儒家的明心見性;用佛家語句來表達,「誠」的最高境界,即「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之法爾如是。

    《中庸》第二十至二十六章裡,說明至誠、致曲而臻於能化,進而與天地同德,繼以證至誠無息的功用,達到為物不貳的道理。

    第二十章指出一個國家有聖者與君子治國,天下便會兄弟一家、大中和諧。此章主要說明為政的道理、步驟、條件、方法、目的,最後歸到誠。在這章中,子思藉孔子的語句說明一切為政的重要道理,主旨是以人為本位。社會菁英領導者若要得人,就必須成就智、仁、勇三達德的修己,在道理學問上能為人表率。這就是「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要「親親」,要「尊賢」,這些是禮的核心價值。

 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庸的核心是歸到誠。為什麼歸到「誠」?誠是修己、治人、治國和天下的根本。《中庸》第二十五章說得好:

 「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中庸》一再強調誠是天之道,誠之者是人之道。放諸四海,也就是治國平天下。

 「誠」為天之道。本來誠、歸到誠、實踐誠的人道,而且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因為本來如此,用禪門的話來說,就是本自具足。正因為本自具足,所以便能且應該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為聖人,道理在此。應注意的是:人道與天道,天道與人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第二十一章中說,由一己真實存在的內蘊作用之純善與與外顯的純淨,即自誠而明。所生之種種外相,就是「性」;由外顯外彰之「明」(純善純淨之起用),回歸於誠,就是教化,一種德行的教化。所以「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就是「恰恰用心時,恰恰始於誠」;「明則誠矣」即「無心恰恰用,當用恰恰誠」。這也就是形上與形下、本體與現象,契為一體。

    第二十二章中說「至誠」。他說:盡人、盡物之性,就能盡性;既盡性,便可「贊天地之化育」,然後「與天地參」。這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即有即慧、即慧即有,我即天地、天地即我,且與人、我、眾生匯為一片,就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如此便是至誠。

    二十三章說:「致曲」,是為學次第,等階而上。在過程中,常會遇到過去坎坷,未來茫然,當下萬丈深淵,一動即粉身碎骨。此時更要信心堅定,貼住中庸。孟子說: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個人、家庭、團體、社會、天下國家,要戒慎恐懼。中國的文明發源於多災多難的黃河,殷憂所以賢聖,苦難足以成慧。小心大風起於萍末,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臻於聖。

 中國先秦諸子學說,多源於《易經》,《易經》主變重化。《中庸》說的「致曲」,旨在強調為天下至誠,為能變與化。變者,慧使。化者,德化也。

 「曲」,就是在一切一切的過程中,有重重疊疊、彎彎曲曲,一山又一山,一水又一水,須透過一切方法去治理和克服。在經驗上,不可用無效的土法搞事;在心理和態度上,要能吃人所不能吃的苦,忍人所不能忍的氣,做到真正仁義,所以說:「曲能有誠」。

 在此,想起了寒山一首「形影」的詩: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

     聯溪難記曲,疊嶂不知重,

     泣露千般草, 吟風一樣松,

     此時迷徑處, 形問影何從?」

 歸到誠以後,便能起用治事理物、做人有功於得。得者德也,這便是「誠諸中,形於外」,也就是「誠則形」。

 誠則形以後,種種內相與外顯,便如日月之照物了,這就是「形則著」。如此之形則著,當然就是:

 「著則明」。

 有了明,便含靈一切,脈動一切,所以「明則動」也。

 動了,《易經》的八八六十四卦(不只六十四卦)、一切卦,都便萬化由心,由理與禮,歸功與用,歸真善美變動不居也。所以說:「動則變」。既然動則變,且是落在、歸在以誠為根本的真善美上,則必入化境也。所以「變則化」。這樣便達成了《中庸》的一重要結論:

 「唯天下之至誠為能化。」

  第二十四章說古代國家社會的興衰,常見乎蓍龜,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證諸歷史,是有其現實性的。董仲舒時代,讖緯之學發達,並非完全空談。此所以諸葛亮借東風也。慎哉!誠之為要也。

  人的成聖是有層次的:由凡夫而君子;為君子做賢人;是賢人鍊精真;有了精真,便往前提升,可為聖也。到時,禍福皆知,諸葛亮的借東風,小事一件,卻為社會精英領導者所必知。

    第二十五章裡說誠的妙用。「誠」在成己,也在成物。成己了就成就了人,成物了就達成了知,這便是一切存在之得(得到的得,成就也),就是《中庸》說的:「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這也就是宇宙內事即己份內事,己份內事即宇宙內事。主觀、客觀統匯一起,也是《中庸》所說的合外內之道,便是誠者自誠、道者自道。

    這裡要注意的是:「時措之宜」,也就是在超時空中,圓融之至。

    另外,在超時空中,成就圓融的「時措之宜」。既超時間,所以第二十六章就說到:「無息」。「無息」,用佛家的話來說,就是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因為「無息」,所以博厚載物,高明配天,從而顯示出「為物不貳」與「於穆不已」。

 這一章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所謂「為物不貳」,就是不二法門,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歸到不可說、不可說的形而上本身。禪門龍頭維摩詰居士在《維摩詰經》第九品中,討論什麼是不二法門。輪到維摩詰發言,他無語。最高智慧的文殊菩薩稱讚維摩詰說:

 「無語是真正不二法門。」

    《中庸》所言的「於穆不已」,出自《周頌》之《詩》的「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子思以文王之德之純純,純亦不已。佛法經中之寶《楞嚴經》最高法門觀世音菩薩說:

 「上與諸佛菩薩同一慈力,

 下與六道眾生同一悲仰。」

    這就是「於穆不已」,也就是「純純」。亦即上迴向與下迴向,與宇宙一切萬物大和諧的統一。

  

十一、聖人之道

    《中庸》第二十七至三十二章,說聖人之道、王天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和天下至聖在配天的天德道理。

 《中庸》哲學是成聖成賢的哲學,《中庸》到了第二十七章,有一個小結論,那就是大哉聖人之道。其要點為:

    (一)、「發育萬物」──也就是佛家所說的「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裡」。

    (二)、「峻極于天」,聖人的成就,與天合而為一。

    (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深邃莊嚴,齊莊中正。

    (四)、「至道不凝」,集萬世萬法真理於一身。

    (五)、「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也就是於一毫端,徧知徧攝一切。因而成就了「極高明而道中庸」。

    (六)、「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於是成就一己的既明且哲。

    佛法講人有六個根本煩惱(貪、瞋、癡、慢、疑、惡見),其中一個就是傲慢。有一個人說他的文章寫得最好:

 「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在我鄉,

   我鄉文章弟第一,弟弟和我學文章。」

 《中庸》一書有很多地方是子思借爺爺孔子的話罵人,他說:「人生在世,愚蠢常傲慢,傲慢必愚蠢。」

 人有什麼樣的傲慢,就有什麼樣的可憐和災害。子思在這第二十八章引孔子的話:「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人一有了權力,不傲慢而謙和,是非常非常難的,唯君子、賢者、聖者能之。

 《中庸》第二十八章談到「有其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有其德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的問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是尊周公的,禮亂則樂必亂,樂亂則禮必亂。無禮,社會即不會安寧;無樂,社會即會庸俗。禮樂之為要,至矣!

 在至誠的基礎上,《中庸》第二十九章特別指出社會最高層菁英領導者,如何治理天下國家,也就是王天下的問題。其重要條件有三重:

    (一)、沒有過錯(「其寡過矣乎」)。

    (二)、要有「徵」有信,說話算數,絕不搞假和開空頭支票,否則老百姓就不信仰,不會服從領導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

    (三)、要有「尊」(「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由上三點,成就下面兩點:

1、鬼神也都皈依,也就是「質諸鬼神而無疑」,這叫做「知天」。

   2、萬世聖人也都與之相契應,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這叫做「知人」。

 一個人既知天又知人,不是好的社會菁英領導者,那才是怪事。一旦有知天、知人者在世,他卻落拓一生,則可見其時代之亂。魏晉南北朝只有玄學發達,而無聖者當道,此也。

 其時淨土老爺慧遠跑去廬山開淨土,不如此,又奈天下何!

 陶淵明與謝靈運也逃到慧遠那堙A嘻嘻哈哈一番,命也! 陶淵明拜謁慧遠法師後,兩人依依不捨,陶淵明還寫了一首禪詩:

    「石頭橋畔虎溪東,

    夜扣柴扉謁遠公。

    月到上方諸品淨,

    心持半偈萬緣空。」

  陶淵明不萬緣空,又能做什麼?

 《中庸》第三十章,可說是中段的結論。講到儒家的人文精華文化,是繼承堯舜禹湯的。所以一開頭就講孔子回歸堯舜,說到堯舜的行政,憲章文武,有下面一些成就:

    (一)、與春夏秋冬的時節相應(「上律天時」)

    (二)、真正的落葉歸根,沒有現代文明環境的污染 (「下襲水土」)

    (三)、種種的變與化,都在自然有序的和諧狀態中(「如日月之代明」)

    (四)、因為有上面存在的條件、功能與作用,所以一切一切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五)、如是便「小德川流、大德敦化」,這就叫做「大」。(「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什麼是「敦化」?

 兩個字:

 信與厚。 

 人無信不立,社會無信不安,就會亂。人與人之間相處沒有厚,就會下流、庸俗與疏離。所以,過去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就在信與厚上面。信己信人信物,一生為人厚道,所以叫做民德歸厚。以前中國老百姓家大門上,多貼上忠厚傳家,道理在此也。

    《中庸》三十一章強調至聖可以展示出無比的人格,至高至善至尊的人品風範與風尚。有下列要點:

    (一)、成就道種智、一切智、一切智智(「聰明睿知」)。

    (二)、攝受一切(「有臨」)。

    (三)、包容一切(「寬裕溫柔」)。

    (四)、無比精進與有執(「發強剛毅,足以有執」)。

    (五)、莊嚴誠正,為人尊敬(「齊莊中正,足以有敬」)。

    (六)、文慧深邃,有條有理(「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七)、周遍廣闊,靜深有本(「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八)、全民尊敬信仰,心悅誠服(「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如此社會菁英治國之聖者,人人都尊他信他親他。子思用兩個字來形容這種情形:「配天」。

他說: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中庸》一步一步的由「天命之謂性」開始,達成了「配天」。到了第三十二章,就成就了「天德」。成就「天德」有幾個重點:

    (一)、要至誠。不僅是自己至誠,整個天下要至誠(「唯天下至誠」)

    (二)、真能在真善美中治人、治事、治物(「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三)、個人、家庭、社會、天下國家,如何在正確的方向上往前(「立天下之大本」),也就是做到前面三十一章所說的種種。非常重要的將「大本」(人文、治國的戰略)立起來。

    (四)、要一般的知道真正的科學、物理、化學、生物、礦物、天文、地理,特別是知道通識教育(「知天地之化育」)

    (五)、如此之聖者,也就是知天、知地、知人的通識聖者,有至誠的自然功用。

  用釋迦牟尼佛的話來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不是自立自強所能形容的。正如寒山所說的:

  「吾心似秋月,寒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又像尼采和老子所說的超人、道人是海,又超越海。如此的聖人,就是歸到本有的聰明聖智(茍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這就是禪門六祖說的: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

    何期自性本不生滅;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無動搖;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這就是成就天德也。

  由前面所稱的配天,歸到一己本有的聰明聖智,成就:

  天德。

  勝哉!美哉!偉哉!

  中國萬世之寶的:

  中庸。

 

十二、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的結論,第三十三章六次引《詩經》的詩。最後一語是「無聲無臭」,此話也就是與《中庸》的起始:「天命」相契應著,天命實際上就是「無聲無臭」。

    依《詩經》所說,全部結論的重要意義如下:

    德國大哲學家叔本華說:「穿了新衣,必須照照鏡子。」這一章是講君子之道要謙。《易經》八八六十四卦沒有一卦是好卦,只有謙卦才是好卦。所以,君子在平凡的日子中顯示出不平凡;小人在平凡的日子中,表現自己很不平凡。因此《詩經》說:「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這一節也強調君子的入德。一共有六個條件:

    (一)、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看來平淡,不會使人厭惡(「淡而不厭」)。所以,孔子說:「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二)、大學者辜鴻銘先生說:「德國的文化單純深邃。」也就是這一章強調的「簡而文」。人事物單純而又滿足不缺乏,是高貴文明的必要條件。

    (三)、佛家說一切隨順,外相溫柔,內超日月,全在智慧的理上。也就是這一章所說的「溫而理」。

    (四)、「見彼而知此」,也就是「知遠之近」。

    (五)、「見外而知內」,也就是「知風之自」。

    (六)、「見微而知著」,也就是「知微之顯」。

    入德就是入道。達摩大師說,初步入道的條件是:

    「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

    實際上《中庸》的入德和達摩的入道,是相互融通的。平常心是德、是道也!

    《易經》講「初九:潛龍勿用」,聖者未起用以前,以修身潛德為要。因此,也就是《中庸》結論所講的「君子內省不咎,無惡於志」。佛家講歷劫修行,儒家的君子也就是在超時空中勵己精修,也就是詩經所說的: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悟道的《楞嚴經》二十五位圓通最高法門觀音法門說:

    「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聞所聞盡,覺所覺空,空覺極圓」,

    《易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一章說:「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實際上,也就是觀音法門。在陰陽中又超越陰陽,動即陽,靜即陰,觀音法門的超越動靜,也就是超越陰陽。《詩經》說: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也就是在陰陽動靜中又超越陰陽動靜。

 禪門德山大師說得好:

 「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

    真正有學問有修養的君子,言必壓眾,貌必驚人。走到哪裡就攝受住大家,所以說:「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就是《中庸》說的「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詩經》說:「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也就是只要君子一出現,不需要說什麽,大家就相安無爭。人人與他競相握手,他勿需宣傳,勿需拉票,他不做速食文化的明星。

    《中庸》在結論中說一位真正的君子,自然而然的顯露出君子本色,顯出如禪門所說的本地風光。人能歸到本地風光,就自然會對人事物誠誠篤篤,恭恭敬敬。不需要送紅包和禮物,也就是《詩經》講的「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到此階段,萬物皆化,百獸齊歡,全民安樂與歡躍。所以什麽宣傳、什麽教化都是多餘的了。在此子思引用孔子的話說:

    「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也就是《詩經》說的: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人人就自然會餓了吃飯睏了睡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就自然會存於心,顯於色,行於事,會有大和、大中、大正與真正的和諧。於此,《中庸》得出與天命相契、相承、相合的結論: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陸、結論

    《中庸》反對「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獨斷主義。主張四海一家,這和孔子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莊子的「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莫若以明」及蘇格拉底說的「我不知道什麼,我只知道我不知道什麼」是一樣的。由是可知,世間的人文精華學問是相通的。

    禪門六祖惠能大師說: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真懂儒學世間的入世法,必懂佛家的出世法;真懂佛法,必懂《中庸》;真懂《中庸》,必懂包括老子、莊子在內的一切道家。

    真正落在中庸上的人物,是情真、義潔、萬化存心的。行到究竟會活潑潑的,不以中庸縛人,也不會以人縛中庸,即與一切存在宇宙萬物和諧的匯成一片,從而不可說、不可說的「無聲無臭」。

    「無聲無臭」者,就是:

    「有物先天地,

 無形本寂寥,

 能為萬象主,

 不逐四時凋」。

    《中庸》之所以為《中庸》,勝哉!聖哉!

    《中庸》的結論,落在中道人文哲學上。而最終的目的,是實現整個《禮記》學說的核心,就是〈禮運大同篇〉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最後,尚德相信:

    有了昨天,又有今天,大家還有明天,時空與宇宙是與我們一同存在的。                 

    內內外外的全中國,一定會且有能力往前,為全人類謀求永久的和平與幸福。

    二十年後,聯合國極可能會搬到中國。而中國人在許多方面,不僅會趕上英美,就是棒球、籃球也極可能會平和或打贏美國。理由無他,多幾位姚明就可以了。

    讓我們與一切國家、一切存在,一起和平和諧。

 其他,其他,就用不著說了。因為我們行諸中庸。

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於湘潭道南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