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复兴重建
陈 兵 教授
佛灭千年后的两汉之际，佛教被请来中土，经两千年的流传，已深深扎根，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中国为中心，传向朝鲜、越南、日本等地，复盖了汉文化圈内的广袤时空。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自公元8世纪传入西藏，形成藏传佛教，以中国西藏为中心传向蒙古、俄罗斯、不丹、尼泊尔等地，中国云南地区还流传南传佛教。中国，乃世界上唯一具足三大系佛教、为大乘佛教汉藏两大系中心的佛教大国。
中国汉传佛教于公元5-9世纪达到鼎盛，12世纪以后逐渐衰微，于20世纪初暂现复兴景象，之后因社会巨变，佛教在中国大陆迅速衰落，于“文革”期间被基本消灭。20世纪80年代，又随改革开放，逐渐恢复，正在不断发展中，但因其信仰的基础——轮回与因果说，经几十年无神论教育，基本被摧毁，信佛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与飞速发展的时代文化相比，劫后重恢的当代中国大陆佛教，仍显陈旧、滞后，未能彻底实现现代转型，其样态，基本上还是明清以来国家限制、寺院中心、僧人主导的陈旧模式。社会人士和许多佛教徒对佛教的基本精神尚多误会、曲解。由于僧团、社会条件及教法等多方面的原因，当代中国大陆佛教界思想混乱，魔障重重，远不能满足社会人心对佛教的需求。
复兴的机遇与重建的必要
中国佛教虽然积弊多端，但时势人心，给了它复兴的大好机遇，它的传统与家底，也具有在多元文化竞争中获胜的多种优势。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一切向钱看所造成的人欲横流、精神饥荒、价值失范、道德沦丧、国民形象丑化等现象，促使民众和当政者反思文化的缺陷，逐渐认识到缺乏宗教信仰的弊端，认可宗教的正面作用，国民的宗教需求逐渐在加强。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精华，振作民族精神，建设民族文化，为政府所提倡且越来越重视，国学热方兴未艾，国学中，佛教文化当然是必须继承发扬的重要部份。
佛教自身的传统，具有诸多堪以复兴的优势：它教义宏深，法门众多，能满足多种信仰心理，具人文与理性精神，有应时契机以变革的传统，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根深蒂固，影响深广，家底殷实。佛教所具有的传统优势、文化优势，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也非一种新思潮和外来文化所能轻易企及。近代以来的佛教复兴运动，促使佛教在不断实现现代转型，港台地区佛教一直沿“人间佛教”的路子行进，积累了在商业社会弘法的经验，大陆佛教三十多年来稳步恢复，已颇具规模。
时代、众生、国家，在呼唤佛教复兴，在以和平、发展、生态为主调的21世纪，中国佛教必将迎来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但也面临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全新的生活方式、文明的碰撞、宗教的竞争等挑战。佛教的现行模式，不足以适应社会人心的需要，须进一步调整改革。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对人类文明史作了审视后，预言未来社会的生机源泉仍将来自宗教，认为东方大乘佛教最有希望成为能满足未来社会人类需要的旧宗教，但需“彻底改变形态”。长期执教于美国的日本佛教学者阿部正雄认为，佛教和基督教都还带有东西方文化的地域性质，未能真正成为普遍性的世界宗教，其现存形态并非它们发展的最后阶段，其现行的教义和教团组织都显得缺乏生机和过时，若要使它们在其故土重具活力，需改变过时的陈旧框架，重建成真正适合于全人类的普遍性宗教。
早在20世纪初，太虚大师等佛教复兴者在深刻反思传统佛教的种种弊端后，倡导佛教革命、佛学重建，并提出了重建的方案。佛教学者更多论述改革的必要性，如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说“佛教已到了不得不脱胎换骨的地步了”。张曼涛《中国佛教的过去及现在》说：
如果未来的佛教不能将制度、经济、文化灌注在化除我法二障的中心思想上落实，那终将是悲观的。
关于改革、重建的建议
必须变革、重建，可以说是今天佛教界人士的共识。如何变革、重建？关键在于探本溯源于佛陀教法，因应现代及未来社会之机，发扬古德应时契机大胆改革的传统，取长补短，革除积弊，在教团、教义、弘法方式、社会功能等方面改革，彻底实现现代转型。这里仅就改革重建的基本原则，提出三点不成熟的建议。
1、立足传统，应时契机，回归佛陀，总持全体佛法，重建现代佛学。
所谓重建，不是在空地上建立一个新佛教，只能在现有佛教的基础上改良翻新，故立足点不能离开有两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佛教，如太虚大师在《新与融贯》中所主张的“中国本位的新”：
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本，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
而不是抛弃传统，从古代或异地另寻来一个方法，欲以移易当地原状，如当今有些人想要以藏传某派或南传佛教代替汉传，这与固步自封不能适应时代一样，“都不免落于非契机的病根上。”
重建的关键，是佛教信仰的核心——正法，必须宗依佛陀经教，因应现代时机，进行教义改革，继承精华，剔除糟粕，弥补缺陷，吸收国外佛教乃至其它宗教的长处，整合全体佛法，提供一种既契合佛意，又与时代精神、现代社会相协调，适宜于现代人学修的现代佛学。太虚大师《人生佛教开题代序》曾提出过重建佛学的基本方针：
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部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更综合其精要而整理之。
这一原则，在今天看来，依然正确。几十年来，东密、藏密的传入，南传佛教的译介，佛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海内外佛教革新的实践，为重建中国佛学创造了条件。
首先，须发扬汉传佛学本佛宗经的传统，以本源的、全面的佛法为依据，非依任何一古代、异地是流非源的宗派之学，非局于诸宗所依的某一些经论，而是依全部佛典中佛陀所示的整体佛法。应重视长期未予应有重视的《阿含经》，参酌南传藏经，补充以藏文藏经，从全部教典中体认本源佛法的内容和结构。
不仅宗依佛陀，而且须继承发扬中国诸宗祖师大德宗依经教阐释发挥的智慧，如台贤二宗圆教之圆满佛法、禅净二宗之简易切实法门，圆满阐释、高度浓缩了佛陀教法的精髓，仍然应为重建佛学的基础。但须纠正禅、净末流背离经教的偏差，如太虚大师所言，将禅净二宗及密法的修持稳建于教（义）、戒之上，无论修学何宗，皆须先闻思经教，得正知正见，真实发菩提心，受持三皈五戒，完善物质、精神、伦理的生活，先学做好人，然后才谈得上依秘密圆顿法门明心见性、即生解脱。印光大师也指出：若欲深知高深的佛法，“必须由教而入，次及禅宗，方可无弊。”禅宗法门，应针对当今学人根机，巧设参禅门径和传禅技巧，参考心理学、超心理学，汲取藏密大手印、大圆满之方便，广开多种禅门，不宜死拘参看话头公案之一法。密法的修习，应强调严循次第，备足资粮，从显入密，发心真正。
其次，须如太虚大师所说，“适应全人类的时机”，“根据佛教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东西方文明从碰撞到交融，可谓当今人类文化思潮之大势所趋。一方面，近代西方文明高度发达了物质生活，财富空前增殖，科技飞速发展，社会变革、思想转换的步伐加快，形成了举世尚理性、重验证、重视现实生活建设及享受人生的风气。另一方面，片面发达物质文明所造成的诸多矛盾、危机和社会弊病，促使人们反省西方文明的弊病，重识东方传统文化重视精神的意义，前沿科学的新成果，更不断促使人们认识佛法的深层价值。处于全球化的世界新文化探求中的人类，需要一种足以针治西方文明弊病，与现代精神相协调而又超越时代的智慧，需要一种能把全人类连接为一体的精神纽带，能满足这一需要者，非佛法莫属。
然而，各地区旧有的佛教诸宗派之学，包括汉传诸宗之学，受地域及历史条件的限制，已经民族化、地域化了，与佛陀原旨有一定距离，皆已不堪完全适应现代时机，需要在传统佛学精华的基础上，顺应时势人心，重建一种科学性与超科学性、世间性与超世间性、系统性与简易性统一的新佛学。对佛法原理的阐释，须运用现代知识、现代科学的成果，显示出佛法本具超科学的价值。应立足现实人生，着眼于众生的利乐、人心的净化、人间净土的建设，注重人乘正法和佛法在生活中的活泼应用，纠正传统佛教畸重出世间的倾向。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指出：现代人会从现实生活的日日改善这个角度重新探求宗教的需要和意义，佛教成功改革的关键，在于能否经由中道与真俗二谛的现代诠释，建立其社会伦理学，深挖“生死即涅槃”的哲理，“重新发现生命奋勉的每一时刻即是涅槃解脱的后现代意义”，解决个人生活智慧与社会伦理如何衔接及入世与出世如何贯通的问题。应从更深层次论证佛法与现代生活之不二，具体指示即人而趋向成佛之道，解决出世间的理想与飞速发展的世俗生活的矛盾、清净不染之菩提与日益氾滥的人欲之矛盾。太虚大师主张的“依人乘趣大乘行果”的圆渐之大乘、以佛法教化社会的人间佛教，即具备世间性与超世间性统一的性质，但其理论的深度、厚度及弘扬的力度均嫌不足。
教义的阐述须具系统性，包摄全部佛学的精华，按内在逻辑组成严密的结构，避免烦琐、玄虚、片面、散漫，精简名相，浓缩精粹。修持法门须简易切实，适宜快速生活节奏中繁忙的现代人修学。要紧扣现代人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深入浅出，用通俗晓畅的现代语言讲经说法，用现代思维方式阐释古老佛学，采用科学的归纳演绎及观测实验统计等方法，对佛教的大量遗产进行研究整理，将浩瀚的经论浓缩而又浓缩，脱去古代经院佛学繁琐玄奥的外衣，提取三藏教典中的精华，归纳成理路清晰、简明易晓的理论和修证体系，恢复释迦教法简洁明朗的本来面目，将本来逗机活说的活泼佛法，从故纸堆中、藏经柜里解放出来，将本来应为全民精神财富的佛法从古寺香炉、钟鼓铙钹中解放出来，用现代的各种传媒工具广为传播，变成人人知晓的人生智慧。应正视科学新成果尤其是人体科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新成果，吸收借鉴，进一步深化佛学理论。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提供佛法为真理的有力论据。如用社会学、统计学等定量研究的方法，以事实证明业力果报法则的正确性，证明佛教信仰和修持对个人身心健康和社会生态平衡的良性效应；用身心医学、心理学、超心理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证明依正不二的法则和戒定慧修持引起的身心效益等等，使佛法的理论和修持获得科学的论证，具有使人们无法抗拒的巨大威力。
应将佛法的智慧和修持方法如禅观、忏悔等落实于现实生活，运用于学习、工作、教育、人体科学研究、心理治疗、管理、体育、气功、养生、文学艺术、武术、军事、娱乐、旅游、企业管理等各种领域，应用于治病健身、智力开发、心理咨询、儿童教育、罪犯改造、节制生育、提高工效乃至美容、娱乐、性教育、临终关怀等方面，将佛法与世法打成一片，提供给世人在生活中活用佛法的方法与技巧，使其在生活中起到利乐众生的现实作用，充实生活，点化生活，从而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须臾离之的东西。还须利用文艺、娱乐等媒介，提供大批高质量的渗透佛法的文学、美术、音乐、影视等作品，收潜移默化之功。
应将佛法运用于社会文化的多个方面，阐发佛法的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经营管理学、旅游文化学、死亡学等，使佛法影响、渗透于各个文化领域，促进各文化领域的发展，同时丰富佛学自身的内容。应如太虚大师，依佛法智慧高屋建瓴，对现代的经济、政治、教育、文艺及科学、哲学诸文化，进行评判，批判其缺陷，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佛教的特长，是精深博大的教理、禅修的技术及慈悲平等的人文精神，应发挥所长，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才能凸显其功用。
2、强化正法中心，建立菩萨僧团，培育精英，普及教育。
佛教信仰本有真实性有余而神圣性不足的缺陷，其弘传长期以来又全靠出家比丘，形成高僧中心，使其兴衰一系于高僧。然佛教并不能保证任何时代都出高僧，经中早有预言，现实正在证明。修持条件和人心所趋，使高僧越来越难以出世。有人把佛教复兴的希望寄托于某一天从深山走出来的高僧身上，以为这种人振臂一呼，便会应者云集，这种时代大概早已过去，这样的高僧出世的可能性不会太大。“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决定出家者不会太多。即便有个别高僧证得果位神通，也多属宿世善根，不见得能教导别人证得。当今及未来社会，应该是太虚大师所说即人乘行趋向大乘果的圆渐大乘为主的时代。出家修行，本来代表小乘路径，太虚《佛乘宗要论》（1920）说：
故出家者，本宜先修小乘之法，及已成办，然后回小向大以入大乘。
而大乘本以在家居士为主体，印顺法师说：“大乘行者是以在家为主的。”在基督教的挑战下，欲图佛教复兴，必须取长补短，高扬佛教信仰的真实性，将因以信仰高僧活佛、以高僧为中心而神圣性递降，从而走向衰落的佛教，转依到以正法为中心，以高扬科学时代的人类所信奉的真实性，来提高佛教信仰的神圣性。
正法中心，意谓强调正法的真理性、权威性，强调在正法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僧俗，皆以正法为究竟归依处，而非崇拜某一个人，如藏传佛教、日本神道教之将某人神化以作为信仰的对象。时当末法，证得很高果位的可能性很小，即便证得果位乃至得阿罗汉，人格、智慧、神通也未能圆满，影响力有限，可以作为楷模榜样，而非究竟归依处。佛陀教法的基本精神，是依如实知见的智慧自净其心而得解脱，并非依靠某人或神明而得解脱，在现代社会，更须高扬这一精神，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反对以现代营销技术包装高僧、推销活佛，以遮掩佛教正法中心的精神，降低佛教的神圣性。
正法中心，须强调智信而非迷信，强调修学必先闻思经教，听闻正法，如理思惟，佛法以佛陀经教为依据，而非以自己所信某人的说法为究竟。评判是否佛法，须以经论为标准。所谓弘法，其任务应是弘扬正法，故佛教的基地——寺院，应是弘扬正法的学院，而非仅为神祠及僧尼之家。星云大师《佛教如何现代化》说得对：“未来寺院应该学校化”，成为学习教理、学习修行特别是禅修的学校，其职能主要是普及佛法教育、提高信众佛学水平、培育佛教人才。不但要培养出家僧尼，而且要重视培养实践菩萨道的主体——在家居士；不但培养佛弟子，而且要向社会人士介绍佛法，以方便摄引，兼弘儒、道、心理学等。寺院的管理，最好以僧尼、居士、政府有关人员共同组成的寺管会为最高管理机构，实现民主管理，逐渐废除封建家长制的陈旧管理模式。
古语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法中心、大乘为主的佛教，需要菩萨僧团来弘扬，而非代表小乘道的比丘僧所能独当。佛教虽有大乘教，却从未有菩萨僧团，昔日龙树菩萨想要建立大乘菩萨僧团而未果，当今社会，这一理想应该付诸实现了。大乘菩萨僧团，是以修学大乘菩萨道的僧俗组成的佛教团体，既非以居士为中心的居士佛教或所谓“二宝”佛教，也非以比丘为中心的传统僧团。这种僧团以大乘正法为中心，以佛教民主传统及现代社会民主制而和合，僧俗、男女平等，非僧主俗从、俗主僧从，僧俗皆以住持佛法、护持佛法为己任，而非一些出家人所强调的：“出家人住持佛法，在家人护持佛法。”印顺法师《华雨香云》说得对：
从弘扬来说，佛法也不是专属于出家的。在这娑婆世界，释尊适应时地的机宜，而有出家制。清净修行，专心宗教，成为佛教的中心力量，当然是应该尊敬的。但后来偏颇的发展，引起很多的误会：或以为弘法是出家人的事，或以为护法是护出家人的法。偏以出家身分为典型。所以学佛的，不是志愿出家，就是在家修行不再从事在家的事业，每每引起社会的讥嫌。
又说：佛法一向是重视男女平等的，但自佛陀涅槃后厌恶女性的苦行僧成为佛教的领导中心以来，演化为小乘佛教，女性一向被贬抑，如缅甸、泰国，女众连出家的都没有了。星云大师《如是说》说：“不论出家、在家，都要负起弘法的责任，承担护法的家业。”美国的一些佛教团体，已经提供了现代菩萨僧团的例证：教团依西方民主制度和合，以正法为中心，领导、干部、法师、禅师皆民主推选，不限僧俗。
大乘菩萨僧团当然需要专职弘扬佛法的出家众，这种出家众，应主要是弥勒比丘型的菩萨僧，而非传统的以个人了生死为怀的小乘僧，当然有一些有修有证的小乘圣僧也好，但不是僧尼的主体。菩萨僧的职事，应主要为僧尼正业“一禅二诵三劝化”中的三劝化，即以大乘佛法教化众生，是专司精神教育的教师而非专为自己求解脱的乞士。菩萨僧当然须先通透佛法，发菩提心，也须修学大乘戒定慧，但其主要工作，应是管理寺院、领导教团、率导信众、教化社会。在戒律方面，可以灵活处理，适当放宽。看一个菩萨僧的成就，应主要观其是否有无我利他、全身心弘扬正法的菩萨精神，及在弘扬正法上的实际贡献，至于禅定神通、烦恼有无，应在其次。太虚《佛法僧义广论》说大乘菩萨僧宝须具足的清净德相为：
牺牲个人，深入民间宣扬佛法，普及教义，为整个的人类谋幸福，一切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为人天的师表，树立佛法真正的教化。
这种菩萨僧的人数不一定要很多，即如太虚、欧阳渐所设想，全国有二、三万人，即使数百人，也不嫌少，关键在质量，须保证有一批合格的法师、禅师、瑜伽师。大量不合格的名义僧、哑羊僧住持寺庙，靠佛吃饭敛财，难免狮子身中虫食尽狮子肉的后果。当然，也需要一些证得果位的僧俗，以作佛法真实不虚的证明，太虚大师《佛法建立在果证上》（1934）说，四沙门果皆应有人证得：
世界若没有证果之人，则普遍地劝人修行五戒、十善之法，普遍地劝人立志学佛，虽不失人间乐报，终不免有多少陷于混沌错误的怀疑。
果位圣者，自有其个人成长所需的人生历程，不是现在佛学院的教学方式所能培养出来的，但应有高级佛教研修院，集中教内外力量培育高级人才。
出家众毕竟是宗教师，而不应只是寺庙管家、景区工作人员，应争取以修学戒定慧、弘法为家务，将寺院修建等事务交付居士去做。《僧祗律》规定供养舍利、造塔等非比丘事，彼国王居士乐福之人，自当供养。《四分律行事抄》云：
出家之人以身戒心慧为本，不得造经像寺舍等业，错乱次第，故唯得指授法则，劝化俗人。
寺院中可成立居士林，领导居士做好护法工作，给出家众创造专精修持的条件。寺院的事务，应尽量由居士办理，让出家人有时间修行。当然，出家众也须爱护在家众，给居士提供学习佛法及修持的良好条件，让寺院成为僧俗共同的家。
在寺院建设、僧俗关系及僧制改革方面，台湾佛光山已经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值得大陆佛教界借鉴。该山以“集体创作，制度领导，非佛不作，唯法所依”为原则，针对传统佛教教团积弊，宗依原始佛教僧团制度，吸取现代管理思想，建立完善制度统理僧俗四众和合的教团。住持由宗务委员会公开选举产生，建立分层负责的行政管理体系，严格按法规办事。本山出家徒众遵守不私收徒众、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等十二条门规，其精神在避免名闻利养之污染，革除传统僧界之弊端。允许具格居士布教弘法，并建有居士团体“国际佛光会”。
人才培养，应不仅限于僧尼，在家居士、佛教研究者也同样重要。居士运动勃兴，居士在佛教弘传中的地位日显重要，成为近现代佛教发展的一大趋势。21世纪的中国佛教，无疑将以在家居士为实践、弘扬佛法的主体。应注重在家，发展在家居士的团体，提高在家众在教团中的地位。印顺法师《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指出：复兴中国佛教应着重青年、知识界、在家的佛教，“建设在家佛教，一方面从各人自身做起，做到佛化家庭。一方面在同见、同行、同愿的基础上，相互联系而组成在家的佛教团，来推行宣化、修持、慈济等工作。”王雷泉教授说得好：
人间佛教的理念，如果不能在组织上落实到居士佛教，是无法在二十一世纪立足的。
3、一体多元，深入社会，面向未来，面向全球。
所谓“一体多元”之“一体”，指佛陀基本教法，为各系各宗各派所共同信仰，特别是大乘佛教注重现实人生改善和理想社会建设的精神，亦即人间佛教的精神，在中国特别重要，须为一切佛弟子所奉行。若非如此，仍旧如明清传统佛教，只是满足少数厌世阶层和灰色人物的需求，佛教将被多数国民和政府所疏远，只能作为一种边缘文化，不可能有多大发展，并存在被基督教、儒家排挤消灭的危险。
多元，谓宗派、法门、弘传方式应多种多样，不拘于寺庙佛教、传统诸宗。人的宗教需求多种多样，根性非一，佛陀应机说法，无有定法，故佛教不能只有一个宗派、一种法门，也不可能统一。佛教协会、某个宗派、某位高僧，还有政府，都不可能统一佛教，用一个模式来规范它，不可能所有佛教徒都归依哪一位大和尚。佛教的性质从来就是这样，众生根性万千，个个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不可能让谁一人度尽一切众生，要让大家都有度生成佛的机会。基督教是信徒都统一于一个上帝，也分出多个派别，佛教则统一于一个正法而法门八万四千，故必然多元。不仅传统诸宗可以继承复兴，还可以引进藏传、南传乃至西方佛教，可以建立新宗派、新法门，百花齐放才是春。未来的佛教必然是多元的，没有哪一个宗派能够完全满足所有信众的需求。
在弘传方式上，也须多元。当代的中国佛教已经表现出一种多元的趋势，在寺庙佛教之外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弘传方式。有居士佛教，在居士林进行活动；有家庭佛教，一二十人或三四十人不等，组成学佛小组，一般是在大款的豪宅里进行活动，学习佛教经论或禅修，各大城市都有，光北京据说就多达500家以上。有会所佛教、书院佛教，在会所、书院里讲经说法。在大学、社科院里有佛教研究系所，讲佛教的经论，办有出家人参加的佛教研修班，举行佛教学术研讨会，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文教佛教。还有通过文艺如影视、小说、音乐、舞蹈等传播佛教信息的，可谓文艺佛教。有心理医生以佛教方法从事治疗的，可谓心理学佛教。各种培训班包括党校的干部培训班，也常有佛教的讲座。佛教，本来就具有宗教和文化乃至科学多重身份，以宗教身份在寺庙里传播，只是它的一种形态，还应有文艺、学术、心理学、生命科学、养生学、瑜伽等多种形态。将来若政策进一步开放，国学热进一步升温，佛教的弘传方式，将会更加多元。最佳的方式，应是以佛教学院的形式，进行专门的佛学教育，佛教本来就是一种教育，佛法需要专门学习，学校应是它最好的存在形式。
深入社会，应更加注重慈善救济、公益和文化教育事业，扶贫济困，资助希望工程，教育幼儿、青少年、失足者、堕落者和罪犯，以实际行动体现出菩萨道的精神，激励和带动佛教徒积极投入社会生活的建设，关心社会生活的改善和生存环境的保护，充分发挥服务社会、激励民众、心理治疗、心理安慰等功能。更应积极发挥文化参与的功能，关怀社会问题、现实生活和人们的心灵问题，揭露和批判世俗文化的弊端和偏失，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方案和意见，起到净化人们心灵和革除社会弊病的作用。
面向未来，面向全球，是说佛教的发展，要向前看、向远看，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流，必然会推动任何地区文化的发展，使之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佛教本是世界宗教，长期以来为世界大乘佛教中心的中国佛教，应面向全球，走出国门。须从引领现代文明、促进文明转型的使命出发，从未来世界的发展着眼，吸收其它文化的长处，总持传统佛学中的积极因素，依契理契机的原则组建发挥，变换出能适应全球未来社会的新形态。马来西亚佛教弘法会会长洪祖丰《全球化对佛教文化的冲击》中说：应用现代科技及媒体向全球散播佛陀教义，为全球文化提供滋养，使佛教成为世界文化的积极成分，而非旁观者或消极的接收者，协助人们巩固对原有文化的信心，抗拒贪全球化，为人类提供另一个选择。
佛教复兴与文化建设
随经济之腾飞，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国外有学者说，如果民族文化没有建设成功，那么经济不管多发达，也难避免国家衰败灭亡的命运。现在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对民族文化的建设越来越重视，并充满文化自信心，让中国文化高耸于世界文化之林，乃至引领人类文化，应是最辉煌的“中国梦”。
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建设？正确的路径，应该是一体多元，一体，指在政治理想、社会功能上是一致的，多元，谓应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太虚大师早在1919年所写的《中国近代之民族生活》中就主张：
今后之中国民族心理，其将吸收东西两半球、古今五千年各种民族之文化，陶铸为中国民族新心理，以为创造世界文化之发轫。
在多元文化结构中，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为民族新文化的主体。太虚大师在《中国今后之文化》（1943）中提出，中国文化必需重建，重建须“承接上溯本国固有之文化”，乃能选吸世界近代文明，拟成现代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释道三教，各有各的精华，各有各的糟粕，应该如毛泽东所说，批判地继承，发扬精华，扬弃糟粕。有些东西在过去未必是糟粕，现在就变成糟粕了。不能搞文化专制、文化复古。老子想回复原始社会，孔子想回到西周，皆失败。要广泛吸收全世界各种先进文化的精华，熔铸成一种新型的民族文化。
长期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作为中国的主要宗教，承担着为许多民众安身立命的职责。建立正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做人须先解决的“大本”，是人生旅程必要的方向盘。若缺乏高尚的信仰，人容易堕落成为物质、金钱的奴隶，导致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精神心理出毛病。心理学家荣格指出：如果没有一种宗教世界观的支撑，不可能彻底医治精神心理疾病。国民没有信仰的国家，不可能太发达。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之一种最雄大的自然力。人民不可无宗教之思想。
以人类最高智慧成果佛法为信仰核心，兼具科学、哲学性质的佛教，在多元文化中，应有更重大的文化使命：充当智慧长者，负起指引人类文明航向的重任。在人类文化体系中，只有佛法，以全宇宙十法界为座标俯瞰人生，具有高度的文明自觉，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处境及人的自性潜能、终极归趣有清澈的认识，对人间的缺陷和人类文明的弊病有深刻的揭露批判。佛法对人心有独到的深刻认识，极力强调自知其心、自治其心，具有治理自心的高级技术。大乘以承担人类终极关怀、度尽众生、庄严国土为己任，其无缘大悲、无我利他、众生平等的道德观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牺牲奉献、“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猛精进精神，极富道德感召力，足以磨砺人性光明，帮助人们端正价值坐标，提高精神境界。佛法圆融不诤，认同异己之说中的真理，吸取他家之长，使得它易于与各种文化和平共处，谐调各种文化。
像大乘佛法这样以人类文明的永恒课题为中心，以人的终极关怀为基点，超时代、超地域、超人类，具总持人类文化、解决文明根本问题的智慧和技术，具亦宗教亦哲学亦科学而又超宗教超哲学超科学的性质，及慈悲、平等、圆融、宽宏、灵活的性格者，在全球现有各种文化中，还举不出第二家。这独特性质和文化优势，使它历久弥新，有资格在未来的人类文化重建中承担重大使命，提供掌握文明航向的智慧、安身立命的大本，促进科学的统合、飞跃，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会，促进民族、宗教、政治、人与自然等关系的和谐，促进世界和平和生态平衡，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合理转型。
著名历史学家阿·汤因比曾在日本的一次讲演中预言：21世纪，整个世界将会转向中国，引导世界文化的中心，将是大乘佛教，它能满足人们的科学精神、哲学精神，既挽救西方的危机，又能拯救东方的困境，赋予人们明辨和克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以贪欲为首的各种罪恶的力量，“有利于把人类组成一体，去解决从现在到将来的一切问题。”作为大乘两大语系中心的中国佛教，理应是这一光荣使命的主要承担者，应有担当世界文化领队、作新型文明生机源泉的宏大菩提心。中国文化要走红世界，首先是大乘佛法而非儒家、道教。
大乘佛教的又一大使命，是培育民族精英。大乘的菩提心及六度四摄等菩萨行，对人的智力、意志力、定力、忍耐力、自制力、魄力、包容性、亲和性、灵活性等能力进行全面锻炼，是培育理想远大、道德高尚、胸怀宽广、智慧超凡之精英人士的最佳教育系统，三千年来已为东方古国培育出无数英才贤圣。依佛法，一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是多生多世修行积累而造成，其种子储藏在阿赖耶识里，决定人的素质、品质及人生走向。古语云：“山中无高僧，朝中无宰相。”佛法的修行，可以造成殊胜的阿赖耶识，无数菩萨乘愿再来，生为世间贤圣、民族精英。而贤圣、精英总是社会的引领者，能带动全社会。振兴华夏，关键在于人才，人才须信仰养育，信仰以佛法为最胜。张商英《护法论》说得对：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各有其用，缺一不可，而佛最为深彻。实际上，宋明及当代新儒学，皆受惠于佛教甚深，儒学欲进一步发展，仍须参酌佛教。牟宗三《佛性与般若》自序说：儒家哲学的未来发展，必须涉及如何对应大乘佛学与西哲的重新挑激，而未来佛学的创造发展，也须容纳儒家伦理于世俗谛中。
基督教在当代的发展比佛教快，有成为中国第一宗教的势头。与佛教一开始就是一个贵族宗教、高级宗教不同，基督教一开始就是平民宗教，适应一般民众的依怙心理，不少精神与佛法相通，但它偏重感情上的信仰，教义粗浅，难以应答科学的挑战，有迫害科学家的前科，发展肯定有限，不可能征服所有的中国人，尤其不能征服中国的智慧精英。西哲尼采《反基督》文中评判说：
佛教要比基督教千百倍地真实：客观而冷静地提出问题是它的一部分遗产，因为佛教来自于一个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哲学运动。
并指出佛教和基督教的根本不同，在于佛教远离那些道德概念的自欺，立于善与恶之外。有许多人信仰基督教，对于佛教也是一件好事，可以刺激佛教进行改革，近代佛教的改革，其实多分学习基督教弘扬方式，今后还可以继续学习，佛教僧尼尤其应学习基督教教职人员的信仰热忱和奉献精神。当然，佛教也可以影响基督教，特别是复兴基督教最缺少的禅定。佛教人士如太虚、印顺等对基督教缺陷及弊病的批判最为深刻，可以帮助基督徒如实认识自己的信仰。中国基督徒多数强烈排佛，率出无知。基督教和回教具强烈的排他性，酿成多次宗教战争，特别是一些无知回教徒，其虔诚信仰容易被恶魔利用来制造恐怖事件。当今国际冲突，其底里多半是两个激烈排他的一神教之间的争斗。圆融不争、反对排他的佛教，对调和社会矛盾、促进国际和谐，甚具意义。
总之，传统文化为基础，多元文化争鸣互补，佛法为智慧长者，组建成可以引领全球文化的新型中国文化，是时代赋予中国人的光荣历史使命。作为中国佛子，当为完成这伟大使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笔者出于振兴佛教以建设新型中国文化的社会使命感，多年以来思考研究佛教重建问题，继承太虚大师重建中国佛学的思想，针对佛教的缺陷及当代佛教的弊病，创编出“普贤行愿法门”。这一法门立足于汉传圆顿教特别是华严宗的圆满哲学，吸收藏传、南传佛学的精华，以“四十华严”特别是其末卷《普贤行愿品》为根本宗依，编写成一本培育佛教高级人才的教材。它是显密圆融的一乘圆顿法门，既具儒家及马克思主义的阳刚之气，能为社会精英作精神支柱，又能满足即生了脱生死的宗教追求，稳建于简明深奥的教理及以发达人生为本的菩萨行基础之上。希望能用它快速培育出一批佛教精英、民族精英，实现建设世界第一文化的中国梦。
按：陳兵教授大作，係在中緬印佛陀正法研究、合作與未來發展論壇上發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