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公怀瑾先生对历史的研究初探

南公怀瑾先生学术成就研讨

                                                  廖正坤

引言:本文为南公怀瑾先生著作的部分摘录。南公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我当忏悔。

 

    南公怀瑾先生(以下简称南公)说:“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中心就是自己的历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自己的祖先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不知道,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名言‘数典忘祖’,做人不可以数典忘祖。全世界有六七十亿人口,有许多国家,但是最注重历史的是中国人。希腊、埃及、印度,都没有中国这样注重历史。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1]

“我还有个主张,希望大家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前途,研究这个经济政治问题,要多读历史才好。古人有两句话:‘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是我们小时候读书背的,要了解现在时代的趋势,必须要懂得自己古代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民族,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要研究几千年的演变,不管它走得好坏。‘观今宜鉴古’,鉴,就是自己对着镜子看一样。观察现在个人事业的成功失败,要拿古代做镜子,反照自己,古代每个时代,是怎么失败的?怎么成功的?‘无古不成今’,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所以必须要懂得历史。”[6]

故本文对南公书中涉及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初步整理和探讨,以期就南公对历史的观点有所了解。以下为本文的提纲:

1. 唯时史观与经史合参

1.1 唯时史观

1.2 经史合参与“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2. 历史的因果律---中国文化十字架的因果律

3. 南公对历史“人事经验”的探讨

3.1 历史研究的两个方向

3.2 “一部历史就是一个大谎言”

3.3 南公称“历史是大谎言”的原因初探

(1) 当事者的记忆不可靠

(2) 记录者记录的偏差

(3) 阿谀奉承造成的偏差

(4) 历史写作者见地高低造成的偏差

(5) 写作者的不懂之处而造成的偏差

3.4 顶门一只慧眼

4. 火水未济与虚云老和尚修庙子

 

1. 唯时史观与经史合参

1.1 唯时史观

    南公特别提出,中国的历史观是“唯时史观”:

   “孔子的一生学问好,著了《春秋》以后,他认为别人不一定了解他的历史哲学观,因此讲了两句话,‘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他说将来后世的人如要骂我,是因为我著了《春秋》;真正懂我的人,知道我讲中国文化精神在哪堛滿A也是因为《春秋》,所以说《春秋》有微言大义。有没有人骂孔子?有。像我们小的时候读书,有些古板的老师不准我们读《春秋》、《左传》,也不准我们看《三国演义》,更不可以看《红楼梦》、《水浒传》。他们说《红楼梦》是淫书,黄得不得了,看了就会学坏了;看《春秋》、《左传》、《三国演义》,你将来会变奸臣了,喜欢用权术智谋。那麼《春秋》记载什麼呢?记载“唯时史观”......我们的史书上,不把帝王当主体,他的纪年先讲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以时间来推算的,这个时间怎麼编呢?一个花甲六十年。这唯时的学问很深......[1]

“孟子讲过一句话,叫‘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周公以下到孔子,五百年一个阶段,五百年一个阶段,到现在已经第七个五百年了,中国文化的演变,这是历史人文发展的一个唯时史观。唯时史观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以中国文化讲,唯时史观是自然发展规律。唯时史观在中国,谁最先提出来?孔子......这是孔子在写《易经》序言的时候提出来的......他写序卦,六十四卦排列的秩序,是讲地球的物理变化,也是讲人文的变化。上经的三十卦的序言讲人文社会发展的演变和轮回,必然这样变,不是偶然,不是假设......[2]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已成为历史命运的名言。我在两三年前算历史命运时,更肯定了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自周公以下,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以后五百年汉武帝、董仲舒等;又过了五百年,出了梁武帝和达摩;再五百年后,就是宋明理学家王阳明等;之后五百年就是现代,是中国文化自周公以来的第七个五百年。”[5]

    “北宋五大名儒之一--邵康节......综罗汉、唐之说而别具见解,以六十四卦循环往复作为‘纲宗’的符号,推演宇宙时间和人物的际运,说明‘历史哲学’和人事机运的演变,认为人世事物一切随时变化的现象,并非出于偶然,在在处处,‘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因而他对‘历史哲学’的观念,认为有其自然性的规律存在,本此着成《观物内篇》的图表......《观物内篇》的内容,好像是历史的宿命论,而又非纯粹的宿命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谶纬预言之学的综论或集成,同时也可以说是《易经》序卦史观的具体化......由邵康节开始,才撮取了佛家对于形成世界‘成、住、坏、空’劫数之说的观念,揉入《易》理‘盈、虚、消、长’,‘穷、通、变、化’的思想中,构成了《皇极经世》的‘历史哲学”和‘易学的史观’......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便是他把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根据易理象数的法则,规定一个简单容易记录的公式。他对这个公式的定名,叫做‘元、会、运、世’......构成了‘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之中,共计三百六十年为一运。三十运之中,共计一万八百年为一会,十二会之中,共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一元便是代表这个世界的文明形成到毁灭终结的基数,由开辟以后到终结的中间过程之演变,便分为十二会,每一会中又有运世的变化。这种观念大致是受到佛学中‘大劫、中劫、小劫’之说的影响而来。”[3]

    “我常常想做一个研究,恐怕一百多年来没有人做过的,就是以一个世纪为标准,倒推回去,譬如推到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那个时代的一百年,当时西方出现什么人,什么思想;东方出现什么人,什么思想,就会发现,东西方的情况,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古人有两句话‘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道理都是一样。”[1]

“我曾经做过研究,不过还没有时间坐下来完成,但统计资料已搜集好几年了。我发现这个鸡蛋一样椭圆型的地球世界,以世纪为标准,东方的中国,诞生了哲学家的老子、孔子。印度也诞生了释迦牟尼,西洋也诞生了苏格拉底,事实上,都是同在一个世纪之中。太阳轮转到的地区,某一个世纪出了些什麼人物,都有同样的类型。某一个世纪结束了,而这一个世纪某些关键性事情也都结束了。例如在某一世纪中,东方出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同一时代的相近差距中,地球的另一半,也会有同样的了不起的人物出现。曾费了很多年时间,把这些资料搜集、整理、统计、分析。但是,这个研究,还需要找出它的根本理由来。那麼,这个地球和人类时空的命运,当然就可以推算出来。不过最好不要彻底研究清楚,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人,何必需要前知呢?万事还是不要前知,人生才富於追求的意味。”[14]

1.2 经史合参与“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注意要点,南公提到“研究中国历史,不是光研究历史而已哦!过去几十年都在学西方的哲学,我们童年的时候,英美留学回来的学者说中国没有哲学。我就笑,说我是乡下人,喝中国水沟的水长大的,你们喝洋水的,把洋水带回来,我也尝到一点点。中国怎么没有哲学?中国的哲学在诗词歌赋里头啊,不像欧美的哲学史专门的,所以中国讲历史是文哲不分,文学跟哲学分不开的。同时文史不分,你看每一个写历史的人都是大文豪,也都是诗词歌赋非常好的人。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还有呢?文政不分,司马光是宋朝的宰相,历代写历史的人都是翰林大学士,都是大官呀,所以文政不分,自己政治有经验。还有文艺不分,除了诗词歌赋以外,音乐、舞蹈、民间好的坏的风俗,天文地理,无所不知,通才之学。所以学了历史有这样的伟大。”[1]

    “我素来主张“经史合参”,要诸位对经史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学以致用,否则光读经书,一天到晚抱着四书五经,人会变迂的,会变成呆头呆脑的。读经书,还必须配合历史,读历史同样必须配合经书。所以古人有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说法。年轻人一看这句话,头大了,什么“刚日”、“柔日”的。其实很简单,所谓“刚日”就是阳日,也就是单日;所谓“柔日”就是阴日,也就是双日。但是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句话里,刚日、柔日的意思不是这么呆板的。所谓刚柔,代表抽象的观念,“刚日”就是指心气刚强的时候,这里看不惯,满腹牢骚,情绪烦闷。这时候就要翻一下经书,看看陶冶性情的哲理,譬如孟子的养气啰,尽心啰。相反的,如果心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万般无奈的时候,那就是柔日,就要翻阅历史,激发自己恢宏的志气。”[5]

    “二十多年前在一个朋友家吃中饭,他家客厅挂了一副对子很正派,字也好,写的是“柔日读史,刚日读经”。朋友晓得好,就是解释不出来。其实柔日是阴日,不是指阴天,也不是指干支阴阳。所谓柔日,是一个人心里有烦恼,事情复杂解决不了,这时阴柔之气在心中,最好多读历史。读历史启发人的气魄,勇气眼光就起来了。刚日是精神特别好、思想特别清明的时候,要读经,读四书五经,读佛经,读基督教的《圣经》都可以。读经需要思想,哲学思想必须要头脑精神够的时候去研究;精神不够的时候,看看《红楼梦》,看看什么彩虹蓝天那些小说也可以。如果你人不舒服,头脑昏昏的还来研究《参同契》,那只会睡着啦!当安眠药来用蛮好!”[18]

2. 历史的因果律---中国文化十字架的因果律

    在南公的书中提到:“这是历史的因果,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几乎都是因果,一个政权怎么上台,就怎么下台,一个人怎么成功,就怎么失败,谁也无法改变。但是中国文化讲因果是三世的,这一代,上一代,后一代,是直线的。印度文化讲因果是横线的,是讲个人的,前一生,这一生,下一生。所以印度的文化进来之后,就和中国的文化结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十字架,成了中国因果报应的学说基础。”[12]

    “中国文化处处讲因果,这因果的观念并不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确立,之前已经普遍被社会应用在语言文字上。我们的《易经》老早就有这种思想,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至于孟子这里所引用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同样是因果报应的观念。孟子所说的理论,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也是政治领导人的最高领导原则。

在政治上,我们看历史的演变,就是因果报应。我们如果从因果中去看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很奇妙的事情。古今中外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我们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么来的江山,也将怎么样的失去;怎么样取得的政权,也是怎么样的交出去。仔细研究外国的史实,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

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宋朝的皇帝赵匡胤,据说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而是陈桥兵变,部下们硬把皇帝所穿的黄袍加在他的身上的。当时的皇帝,是后周的柴荣。他在位时死了,儿子还小,只有六七岁,而赵匡胤是柴荣当时的殿前点检使,等于是宪兵总司令或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就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当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时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两首诗说:‘记得陈桥兵变时,欺她寡妇与孤儿。谁知二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征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我们再看清朝,进主中国,是孤儿寡妇入关,而最后一代皇帝,又是寡妇孤儿悄然出关。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读了元人那首诗,我也曾经依样画葫芦的写过一首:‘寡妇孤儿自入关,便宜占尽此江山。果然二百余年后,母子君臣出塞难。’ 溥仪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銮殿的大交椅上时,他大哭起来,他的父亲摄政王拍拍他,安慰说:‘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这就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的道理。

    所以国家也好,个人的事业也好,都是怎么起来,也是怎样下去。经过时间的证明,长期观之,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并非偶然如此的。”[11]

    “所以《大学》一再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明德’之教,是阐扬文治与武功的政治行为。虽然从表面看来,只有现实的利害关系,并无绝对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但其中始终有一个不可逃避的无形原则,那便是循环反复的因果定律,正如《易经》泰卦爻辞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道理。‘为政’果然如此,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这也就是曾子所说‘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道理。

    我们现在提出的历史事实,只在证明真正‘诚意’、‘正心’为‘治国、平天下’,能够‘以德服人者王’的并不易得。大多数都是‘以力假仁者霸’的存心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开场和结果。然后反观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为什么有如此的曲折?究竟自我要在哪一种文化,哪一种‘政治哲学’的意识文明上,才能做到万古千秋、国泰民安呢?实在值得深长思量啊!难道过去我们几千年来的先人,都是笨蛋,都不及二十世纪的人聪明睿智吗?那么我们的‘基因’,根本就有问题啰?是吗?”[13]

3. 南公对历史“人事经验”的探讨

3.1 历史研究的两个方向

    南公提出我们后代对历史的“人事经验”研究中,又分为两个方向,引用南公书中的话:

    “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

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型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它、歌颂它、或讥刺它。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

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做为自己的参考,甚之,藉以效法官、模仿它。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便是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司马先生重辑编著这一部史书的方向,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作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的。所谓资治的涵义,是比较谦虚客气的用词。资,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一部历史经验。”[4]

3.2 “一部历史就是一个大谎言”

“世界上的人类,有一个特性。所有的人都喜欢听故事,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命,都喜欢听故事,从母亲肚子里生下来,到小孩,一边唱歌一边拍啊拍的,喜欢听故事。人,从生到死,昼夜都喜欢听故事,没有故事自己就会编,骗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是人性很奇怪的一面。不但爱听故事,而且爱听谎言。任何人都没有一句真话。我这个话很严重吧?包括宗教家的教徒和圣人,一切圣人和普通人,都爱说谎言,为什么叫谎言,因为都是对研究历史文化没有用的,几千万亿年都没有用。因此说,一部历史都是这么个大谎言、大故事,(那么)古人的话更是谎言,更是故事。换句话说,我们所学回来的人生,从生到死,都是欺骗自己,说谎言,编故事,活了一辈子。”[2]

孔子著的《春秋》,就是历史的大谎言的故事,打打杀杀,称王称帝,上流的社会引导下流的社会的一个大谎言,大戏剧性的世界。孔子著《春秋》就是写史实大谎言的一笔帐,他有他的观点和看法,春秋笔法是对历史谎言的一个批判。

 写《史记》也是写历史,以个人为主体,与孔子的方法不同,他以帝王事迹为轴,以时间为中心,编上历史上人物的故事,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与孔子的《春秋》笔法不同,是人物列传。所以,传记这文体是自司马迁开始的,司马迁以后就有班固写的《汉书》,后来又有了《后汉书》《三国志》等,一路下来到了清朝,写了二十四史。加上中华民国,可以写二十五史,但是写不出来,因为这一百年太大太复杂了,因为白话推广,太细腻了。”[2]

 南公同时提出,“要读历史。不仅只读正面的历史,还要多看小说。所谓历史,常常人名、地点、时间是真的,内容不大靠得住;小说是人名、地点、时间都是假的,但那个故事往往是真的。但是,读历史看正面的既然靠不住,要想办法读历朝历代名臣的奏议。大家要注意,“奏议”就是向朝廷提的建议、报告乃至反面意见。这些东西几千年下来,积累很多数据......譬如关于捐税、金融、关于经济的发展,很多领域,很多资料。到底我们乱七八糟有几千年历史,很多经验值得注意,不像美国才两三百年。可是,读历史也要会读,要别具慧眼,自己本身还要经历很多事,才可能懂得文字背后的东西。否则,不仅读不懂,还会乱批评。”[6]

3.3 南公称“历史是大谎言”的原因初探

1)当事者的记忆不可靠

    “我们几天经历过的事情,几年经历过的事情,这回忆录写出来的都是印象而已。(我插话:记忆也不可靠。)对,不可靠,大不可靠,只是印象而已,自己再加上一些东西。”[2]

2)记录者记录的偏差

    记录者的记录与实际情况可能是有偏差的。拿南师早年经历的记录资料来说,就有不同的说法:

    “当时报载:‘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15]

“朱清时:......南老师在到中央军校之前,曾经在大小凉山地区领导一个“大小凉山垦殖公司”,他自任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也就是司令官。这个队伍里有土匪、军阀和招募来的兵,他确实有这种才华,二十多岁就当司令,自称北汉王,那个万人瞩目服从的滋味很迷人,但他很快就警醒了。后来,南老师认为这条路不可为,就放弃了兵权,挂印而去。此后有一段时间曾经很潦倒,跟随他的两三个人中有人生病了,大家钱花光了,没饭吃。南老师就到一个报社去找工作......[2]

“抗战起来那是1937年,我们参与抗战了。我当年出来是为了救国,就变成军人了,我的身分特殊、关系也特殊,在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的边缘,在大渡河边,那都是我的范围了。这个历史故事非常有趣,我现在只讲有关新闻出版的事。我那时年轻,21岁就冒充四五十岁,留个胡子,学那个蒋老头子一样,一天到晚瞪起眼睛骂人。下面的土匪部队差不多近一万人。年轻人,带领这样的流亡之众,号召这些人怎么样来抗战,前方的兵源不够,我还要把这个部队送到前方去。我做那个土匪部队的总司令,开始觉得很威武,二十几岁站在台上阅兵,一立正、一答礼的时候,自己觉得好伟大,已经高与天齐,好像孙悟空做齐天大圣一样。后来就觉得不好玩了,所以看这些大领袖们阅兵,我就笑。我大概古书读多了,后来像《三国演义》一样,就想办法“挂印封金”,当时我是自称北汉王,自称总司令的,报纸上常常登我那些事情。我带一个参谋,一个侍卫长,写一封信摆在办公桌上,溜掉了,不做了。”[6]

“我从十几岁起,小说《三国演义》看多了,立志要做英雄打天下,英雄做好了,天下大事完成,晚年出家成佛。这是我的目标,晚年才成佛、成仙。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佛,只晓得神仙。所以后来我碰到好几个黄埔老将军、同学,对我说:老兄!我要跟你学佛。我说你学什么佛?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想当皇帝啊?他说:你胡扯个什么啊!我说:真的,我出来就想做皇帝,你连皇帝都不敢做,你学什么佛啊!后来他们骂我太狂了。我说真话嘛!”[16]

    由上面可知,南公当年情况的报载与南公后来的讲述相比是有偏差的。

3)阿谀奉承造成的偏差

写作者大概为了自己的脑袋、肚皮、官位......而造成诸多偏差。如南公所说:

......司马迁......写皇帝,刘邦是汉高祖本纪,写项羽也是本纪,他认为项羽跟刘邦是一样的,平等看待,只有他敢,也只有他做到。后世班固写《汉书》就不敢了,改了项羽的,不叫本纪了......项羽......不过二十六七岁,自称西楚霸王,还分封各路诸侯为王,特别要注意,汉高祖刘邦的汉王也是项羽封的。所以说你要看懂司马迁写的历史,他把刘邦、项羽都列为本纪,这是一件事实。班固后来写《汉书》,就改了,项羽不是本纪,就跟陈胜、吴广一样了,这个问题就很大。刚才讲到文哲不分,文史不分,文艺不分,为了这个问题,我再找出王昙这三首诗......‘谁删本纪翻迁史’,他就骂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春秋》的精神,很公平的,你们后来写历史的,专门为皇帝一家的尊严而作,是不公平的。”[1]

“皇太极......又谕文馆诸臣择史有关紧要者,据实汇译成书,用备学习。如说:

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词,虽全览无益也。今宜于辽、宋、元、金四史,择其紧要者:如勤于求治而国祚昌,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坠,与其用兵行师之方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汇译成书,用各观览。又见汉人称其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安知其即为天之子耶?盖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亦惟有德者乃可称天子。今朕蒙天佑,为国之主,岂敢遽以为天之子,为天所亲乎?”[13]

4)历史写作者见地高低造成的偏差

《楞严经》说:“‘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比方一个空空洞洞的房间,没有任何人、物,每个进来的人都有不同的观念。某人进来说可以放电影,某人进来说可以打跆拳,画家一进来说可以摆两张桌子画画,我们这一班人说,这地方好,可以打坐,有人说念佛好,各人不同,随一切众生的心。同样一个空间,随个人观念、需要不同而有不同作用。等于一块布,不做抹布做衬衫,头痛的正好做包头。一切东西随众生的心,这个心讲的是现有意识的心,不是本体的心。‘应’,感应,就是现代科学的话,电感交流。‘知’,知道,每个人知识范围的力量有多大就有多大。等于方才比方的这个房间,有人进来说太大了,隔成三间就好了,一间当睡房,一间当书房,一间当客厅。有人说太小了,隔两间就够用了,我要摆一套什么东西。每个人心量不同,认识有别,此谓‘循业发现’。由于个人心念业力不同,立场不同,观点就两样。你看某人难看得很,有人看却漂亮极了。到百货公司一看就懂得佛法,买成衣的人东挑西挑,这一件不好,那一件不好,结果不好的都选走了。‘循业发现’。等于乡下人喜欢拜拜,买猪肉拜猪头,肉摊最后只剩下一个臭猪头,我小时候看到这个场面,跟老板熟,问老板猪头卖得出去吗?他说少爷你不要担心,等一下就卖出去,我问怎么呢?他说臭猪头有烂鼻子的菩萨吃,他闻不到臭味的!哈,我那时听了好好笑,臭猪头有烂鼻子的菩萨吃,拿去拜拜,不晓得哪个菩萨的鼻子是烂的?这个道理简单明了,就是‘循业发现’。”[7]

因此,南公在谈历史人物时,提到,“我一辈子做了三次辩护人:一次替冯道;一次替孔子,就是讲《论语别裁》;还有一次替关公,在关公的传记上写了一篇文章。”[17]

以冯道为例,“我们想起有一个人,永远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就是五代之间的冯道。我很替他不平,如果有姓冯的朋友在这里,应该替他申申冤。冯道一生经过五代七八十年的政治变动,五代五次亡国,他每一次都是站在最高位置,最后还封王。每一个朝代变动,都非请他出来辅政不可,他成了不倒翁。后来宋朝的欧阳修写历史,把他骂得一塌湖涂,说他是中国读书人里最不要脸的东西,叫无耻之极。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谓‘有奶便是娘’,没有气节。因为中国读书人爱讲气节,而且中国读书人的气节,最后最高明是白养了一个头,这个头最后一定要割下来。如果这个头还连在脖子上,不行。这是中国文化很特殊的地方,专门教人耍头的,对与不对,这是人生哲学的问题。结果冯道后来活到很大年纪,自称为‘常乐老人’。

我们年青时受老前辈的影响,都知道冯道把中国读书人的气节丧尽了。后来,人生的境界经过了,尤其在我们这一代活了七八十年,所看的太多了,我想起来,现在找一个冯道很不容易,再一读历史,发现冯道真了不得。如果说太平时代,这个人能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摇,倒还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八十余年中,他能始终不倒,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可是这个刀锋决不会到冯道旁边来,每一个政权更替,每一次大动乱,还非请他出来不可,当然得有他本身的条件,第一点,他本身的行为没有缺点,至少做到不贪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它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历史上,社会上,不管是上至皇帝,下至挑夫,凡是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两件事情:一个是男女之间;一个是钱财。但是冯道大概这两种毛病都没有,没有缺点抓在任何人手里。他本身非常正,冰清玉洁,没有嗜好,真的是学佛的。乃至他的儿子买了一条活鱼,他一看到,把儿子叫过来,就把活鱼放生了。

在五代这八十余年大乱中,他对于保存中国文化、保留国家的元气,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了顾全大局,背上了千秋的罪名。所以后来苏东坡同王安石都赞叹他,苏东坡讲冯道:‘菩萨,再来人也。’王安石讲冯道,‘佛位中人’。说他是活佛。都是宋朝的三个人,欧阳修那么骂他,苏东坡、王安石赞叹他。”[17]

(5) 写作者的不懂之处而造成的偏差

    这点为上点的延伸。历史写作者接触到史料时,也有不懂之处。如:“数十年前,国内流行一股研究明史的风气,其实研究断代史,以明史最难研究,如果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研究对象的中心,那就要注意一般编史书的人不大采用、而是朱元璋亲自写的几篇文章,的确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在这几篇文章中指出,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有几个道人。实际上,他们都是表面上装疯卖傻的道家人物。其中一个是周颠,江西建昌人,人们只知道他姓周,不知道他的名字,因常在市街上疯疯癫癫,便叫他周颠,实际是一位学道家神仙之道的人物。朱元璋曾多次试验他,一次把他放在蒸笼里,再罩上一口大缸,用热水蒸了半天,朱元璋认为该已经蒸熟了,移缸揭开蒸笼观察,不料他竟在里面作蒸汽浴,和现在流行的三温暖或土耳其浴一样,满身大汗,对朱元璋说:‘你好!你的事业可以完成了。好舒服啊!’朱元璋对他无可奈何。但朱元璋每次遇有困难,他都会出现,助一臂之力。像打陈友谅的时候,他也跟着一路去,朱元璋心想,这疯子出现就会遇上麻烦,这次去打陈友谅,本来是一场艰苦而危险的战争,他又来了,可真讨厌,于是想把周颠沉到江里去。朱元璋带兵到了南昌,他还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果然,在战场上千钧一发之际,他又帮了朱元璋的大忙。

    这些人物,因为太神话化了,而编写正史的,多为儒家人物,由于他们的传统观念,对于这许多史实,都不收罗进去。事实上,朱元璋本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这类史料很多,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14]

    “再进一步是行阴境界。在想阴尽之后......修行人到达这个境界,看世间万事万物,好得很,就好像在大圆镜中看这一切一样。此时‘时人看眼前一枝花,如梦中相似。所以读书人看这类经书,哪里能懂?这是讲功夫境界,如灯光般照见万象......”[8]

3.4 顶门一只慧眼

由上略述,可知道历史难懂。南公称,“所以古人说,读书要顶门上另有一只眼。中国宗教里有的神像,多一只眼睛,名为智慧眼。我们要用宗教家所谓的智慧之眼去看,就很容易了解了。”[9]下举南公对历史的两例事件解读来说明。

1为南公对《曾国藩日记》的解读:“后来流行的《曾国藩日记》,尤其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提倡,连共产党的毛泽东也崇拜《曾国藩日记》,哇,那个时候,我必读之书啊,也很佩服。我提出来,曾国藩是有意的,他晓得时人在注意自己,他是有意借日记和家书讲这些家务事,他是一个理学家,是文人领兵,他是应付给清朝,给别人看的,他想通过日记和家书表示,我哪里是想当大权做大事啊,哦,你看我是主张做人,回到田园……你看他的日记,怎么个差兵打仗,而且打败仗,屡败屡打,怎么都没有记录呢?”[2]

2为南公对张良死的解读。《史记》记载为“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彊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原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穀,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听而食。後八年卒,谥为文成侯。”。而南公说,“刘邦死后,(吕后)故意请张良吃饭,是她设计促使张良早死。关于这一点,有人对我说,于史无据。我说,你不了解道家的“辟谷”,当然不明白,张良当时已修到可以“辟谷”不吃饭。功夫到此,忽然强迫他吃肥腻的食物,不但功夫尽失,甚至不死也要大病一场。世界上的知识太多,当然有所不知。可是吕后有人教她,因此,一饭之后,即致张良于死命,并非历史上的奇事。”[13]

4. 火水未济与虚云老和尚修庙子

    南公说,“以我们东方哲学来说,《易经》看这个世界,始终都是在变化中,而它的变化始终是不圆满的。我们这部《易经》从‘乾’‘坤’两卦开始,最后一卦是‘未济’。‘未济’也可以说是没有结论的。

    以《易经》来看世界,任何事都没有结束。人生有结论吗?我们也讨论过‘盖棺论定’并不是结论,人死了没有结论。宇宙、历史有没有结论?据科学、宗教、哲学所了解的,宇宙最后还是会毁坏,毁坏了又会新生,也是没有结论。所以人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人生,而这个没有结论的人生,永远是缺憾的。”[9]

    在这个没有结论的人生中,个人在做事的态度上,南公曾以虚云老和尚为例,提到“虚云老和尚,这位禅宗的大德。我也是他的弟子,我常常讲:师父啊!你不要变成讼棍。怎么讼棍?一辈子跟人家打官司,到处打官司。为什么打官司?庙子被坏人占了,不肯搬出去,他没有办法,只好去告他,又把庙子盖起来。他发愿要重新修成一百二十个庙子,每个旧庙子,他都要把它修过,大陆上的旧庙子被军阀和坏人占去了,他要把这一批人赶出去,所以到处跟人家打官司。

    那个时候,我说:‘师父啊!你发心到处盖庙子,要盖就盖好一点嘛!马马虎虎的不行。’他说:‘你这个孩子,我们都做完了,后来的人做什么事?’嘿!这有道理,我们做得那么好,后来的人光享福,还做什么事啊!”[10]

   

参考书目:

[1]南怀瑾《廿一世纪的前言后语》

[2]王国平《南怀瑾的最后100天》

[3]南怀瑾《邵康节的历史哲学》

[4]南怀瑾《历史的经验》

[5]南怀瑾《孟子与公孙丑》

[6]南怀瑾《南怀瑾讲演录》

[7]南怀瑾《宗镜录略讲》

[8]南怀瑾《如何修证佛法》

[9]南怀瑾《论语别裁》

[10]南怀瑾《习禅录影》

[11]南怀瑾《孟子旁通》

[12]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

[13]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

[14]南怀瑾《老子他说》

[15]《怀师—我们的南老师》

[16]南怀瑾《禅与生命的认知初讲》

[17]南怀瑾《庄子諵哗》

[18]南怀瑾《我说参同契》

  尚德讀後:

中國文史哲是不分的

文以載天下大道

史以辨人世義利

哲以達盡性盡命

在南老師的歷史哲學中,可窺其奧義於一般

 

二零一四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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