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公怀瑾先生对历史的研究初探
南公怀瑾先生学术成就研讨
廖正坤
引言：本文为南公怀瑾先生著作的部分摘录。南公说，“天下文章一大抄”，我当忏悔。
南公怀瑾先生（以下简称南公）说：“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中心就是自己的历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自己的祖先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不知道，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名言‘数典忘祖’，做人不可以数典忘祖。全世界有六七十亿人口，有许多国家，但是最注重历史的是中国人。希腊、埃及、印度，都没有中国这样注重历史。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1]
“我还有个主张，希望大家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前途，研究这个经济政治问题，要多读历史才好。古人有两句话：‘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是我们小时候读书背的，要了解现在时代的趋势，必须要懂得自己古代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民族，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要研究几千年的演变，不管它走得好坏。‘观今宜鉴古’，鉴，就是自己对着镜子看一样。观察现在个人事业的成功失败，要拿古代做镜子，反照自己，古代每个时代，是怎么失败的？怎么成功的？‘无古不成今’，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所以必须要懂得历史。”[6]
故本文对南公书中涉及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初步整理和探讨，以期就南公对历史的观点有所了解。以下为本文的提纲：
1. 唯时史观与经史合参
1.1 唯时史观
1.2 经史合参与“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2. 历史的因果律---中国文化十字架的因果律
3. 南公对历史“人事经验”的探讨
3.1 历史研究的两个方向
3.2 “一部历史就是一个大谎言”
3.3 南公称“历史是大谎言”的原因初探
(1) 当事者的记忆不可靠
(2) 记录者记录的偏差
(3) 阿谀奉承造成的偏差
(4) 历史写作者见地高低造成的偏差
(5) 写作者的不懂之处而造成的偏差
3.4 顶门一只慧眼
4. 火水未济与虚云老和尚修庙子
1. 唯时史观与经史合参
1.1 唯时史观
南公特别提出，中国的历史观是“唯时史观”：
“孔子的一生学问好，著了《春秋》以后，他认为别人不一定了解他的历史哲学观，因此讲了两句话，‘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他说将来后世的人如要骂我，是因为我著了《春秋》；真正懂我的人，知道我讲中国文化精神在哪裏的，也是因为《春秋》，所以说《春秋》有微言大义。有没有人骂孔子？有。像我们小的时候读书，有些古板的老师不准我们读《春秋》、《左传》，也不准我们看《三国演义》，更不可以看《红楼梦》、《水浒传》。他们说《红楼梦》是淫书，黄得不得了，看了就会学坏了；看《春秋》、《左传》、《三国演义》，你将来会变奸臣了，喜欢用权术智谋。那麼《春秋》记载什麼呢？记载“唯时史观”......我们的史书上，不把帝王当主体，他的纪年先讲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以时间来推算的，这个时间怎麼编呢？一个花甲六十年。这唯时的学问很深......”[1]
“孟子讲过一句话，叫‘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周公以下到孔子，五百年一个阶段，五百年一个阶段，到现在已经第七个五百年了，中国文化的演变，这是历史人文发展的一个唯时史观。唯时史观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以中国文化讲，唯时史观是自然发展规律。唯时史观在中国，谁最先提出来？孔子......这是孔子在写《易经》序言的时候提出来的......他写序卦，六十四卦排列的秩序，是讲地球的物理变化，也是讲人文的变化。上经的三十卦的序言讲人文社会发展的演变和轮回，必然这样变，不是偶然，不是假设......”[2]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已成为历史命运的名言。我在两三年前算历史命运时，更肯定了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自周公以下，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以后五百年汉武帝、董仲舒等;又过了五百年，出了梁武帝和达摩；再五百年后，就是宋明理学家王阳明等；之后五百年就是现代，是中国文化自周公以来的第七个五百年。”[5]
“北宋五大名儒之一--邵康节......综罗汉、唐之说而别具见解，以六十四卦循环往复作为‘纲宗’的符号，推演宇宙时间和人物的际运，说明‘历史哲学’和人事机运的演变，认为人世事物一切随时变化的现象，并非出于偶然，在在处处，‘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因而他对‘历史哲学’的观念，认为有其自然性的规律存在，本此着成《观物内篇》的图表......《观物内篇》的内容，好像是历史的宿命论，而又非纯粹的宿命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谶纬预言之学的综论或集成，同时也可以说是《易经》序卦史观的具体化......由邵康节开始，才撮取了佛家对于形成世界‘成、住、坏、空’劫数之说的观念，揉入《易》理‘盈、虚、消、长’，‘穷、通、变、化’的思想中，构成了《皇极经世》的‘历史哲学”和‘易学的史观’......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便是他把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根据易理象数的法则，规定一个简单容易记录的公式。他对这个公式的定名，叫做‘元、会、运、世’......构成了‘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之中，共计三百六十年为一运。三十运之中，共计一万八百年为一会，十二会之中，共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一元便是代表这个世界的文明形成到毁灭终结的基数，由开辟以后到终结的中间过程之演变，便分为十二会，每一会中又有运世的变化。这种观念大致是受到佛学中‘大劫、中劫、小劫’之说的影响而来。”[3]
“我常常想做一个研究，恐怕一百多年来没有人做过的，就是以一个世纪为标准，倒推回去，譬如推到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那个时代的一百年，当时西方出现什么人，什么思想；东方出现什么人，什么思想，就会发现，东西方的情况，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古人有两句话‘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道理都是一样。”[1]
“我曾经做过研究，不过还没有时间坐下来完成，但统计资料已搜集好几年了。我发现这个鸡蛋一样椭圆型的地球世界，以世纪为标准，东方的中国，诞生了哲学家的老子、孔子。印度也诞生了释迦牟尼，西洋也诞生了苏格拉底，事实上，都是同在一个世纪之中。太阳轮转到的地区，某一个世纪出了些什麼人物，都有同样的类型。某一个世纪结束了，而这一个世纪某些关键性事情也都结束了。例如在某一世纪中，东方出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同一时代的相近差距中，地球的另一半，也会有同样的了不起的人物出现。曾费了很多年时间，把这些资料搜集、整理、统计、分析。但是，这个研究，还需要找出它的根本理由来。那麼，这个地球和人类时空的命运，当然就可以推算出来。不过最好不要彻底研究清楚，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人，何必需要前知呢？万事还是不要前知，人生才富於追求的意味。”[14]
1.2 经史合参与“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注意要点，南公提到“研究中国历史，不是光研究历史而已哦！过去几十年都在学西方的哲学，我们童年的时候，英美留学回来的学者说中国没有哲学。我就笑，说我是乡下人，喝中国水沟的水长大的，你们喝洋水的，把洋水带回来，我也尝到一点点。中国怎么没有哲学？中国的哲学在诗词歌赋里头啊，不像欧美的哲学史专门的，所以中国讲历史是文哲不分，文学跟哲学分不开的。同时文史不分，你看每一个写历史的人都是大文豪，也都是诗词歌赋非常好的人。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还有呢？文政不分，司马光是宋朝的宰相，历代写历史的人都是翰林大学士，都是大官呀，所以文政不分，自己政治有经验。还有文艺不分，除了诗词歌赋以外，音乐、舞蹈、民间好的坏的风俗，天文地理，无所不知，通才之学。所以学了历史有这样的伟大。”[1]
“我素来主张“经史合参”，要诸位对经史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学以致用，否则光读经书，一天到晚抱着四书五经，人会变迂的，会变成呆头呆脑的。读经书，还必须配合历史，读历史同样必须配合经书。所以古人有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说法。年轻人一看这句话，头大了，什么“刚日”、“柔日”的。其实很简单，所谓“刚日”就是阳日，也就是单日；所谓“柔日”就是阴日，也就是双日。但是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句话里，刚日、柔日的意思不是这么呆板的。所谓刚柔，代表抽象的观念，“刚日”就是指心气刚强的时候，这里看不惯，满腹牢骚，情绪烦闷。这时候就要翻一下经书，看看陶冶性情的哲理，譬如孟子的养气啰，尽心啰。相反的，如果心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万般无奈的时候，那就是柔日，就要翻阅历史，激发自己恢宏的志气。”[5]
“二十多年前在一个朋友家吃中饭，他家客厅挂了一副对子很正派，字也好，写的是“柔日读史，刚日读经”。朋友晓得好，就是解释不出来。其实柔日是阴日，不是指阴天，也不是指干支阴阳。所谓柔日，是一个人心里有烦恼，事情复杂解决不了，这时阴柔之气在心中，最好多读历史。读历史启发人的气魄，勇气眼光就起来了。刚日是精神特别好、思想特别清明的时候，要读经，读四书五经，读佛经，读基督教的《圣经》都可以。读经需要思想，哲学思想必须要头脑精神够的时候去研究；精神不够的时候，看看《红楼梦》，看看什么彩虹蓝天那些小说也可以。如果你人不舒服，头脑昏昏的还来研究《参同契》，那只会睡着啦！当安眠药来用蛮好！”[18]
2. 历史的因果律---中国文化十字架的因果律
在南公的书中提到：“这是历史的因果，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几乎都是因果，一个政权怎么上台，就怎么下台，一个人怎么成功，就怎么失败，谁也无法改变。但是中国文化讲因果是三世的，这一代，上一代，后一代，是直线的。印度文化讲因果是横线的，是讲个人的，前一生，这一生，下一生。所以印度的文化进来之后，就和中国的文化结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十字架，成了中国因果报应的学说基础。”[12]
“中国文化处处讲因果，这因果的观念并不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确立，之前已经普遍被社会应用在语言文字上。我们的《易经》老早就有这种思想，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至于孟子这里所引用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同样是因果报应的观念。孟子所说的理论，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也是政治领导人的最高领导原则。
在政治上，我们看历史的演变，就是因果报应。我们如果从因果中去看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很奇妙的事情。古今中外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我们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么来的江山，也将怎么样的失去；怎么样取得的政权，也是怎么样的交出去。仔细研究外国的史实，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
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宋朝的皇帝赵匡胤，据说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而是陈桥兵变，部下们硬把皇帝所穿的黄袍加在他的身上的。当时的皇帝，是后周的柴荣。他在位时死了，儿子还小，只有六七岁，而赵匡胤是柴荣当时的殿前点检使，等于是宪兵总司令或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就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当了皇帝，所以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时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两首诗说：‘记得陈桥兵变时，欺她寡妇与孤儿。谁知二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征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我们再看清朝，进主中国，是孤儿寡妇入关，而最后一代皇帝，又是寡妇孤儿悄然出关。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读了元人那首诗，我也曾经依样画葫芦的写过一首：‘寡妇孤儿自入关，便宜占尽此江山。果然二百余年后，母子君臣出塞难。’ 溥仪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銮殿的大交椅上时，他大哭起来，他的父亲摄政王拍拍他，安慰说：‘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完了。这就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的道理。
所以国家也好，个人的事业也好，都是怎么起来，也是怎样下去。经过时间的证明，长期观之，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互，并非偶然如此的。”[11]
“所以《大学》一再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明德’之教，是阐扬文治与武功的政治行为。虽然从表面看来，只有现实的利害关系，并无绝对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但其中始终有一个不可逃避的无形原则，那便是循环反复的因果定律，正如《易经》泰卦爻辞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道理。‘为政’果然如此，做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这也就是曾子所说‘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道理。
我们现在提出的历史事实，只在证明真正‘诚意’、‘正心’为‘治国、平天下’，能够‘以德服人者王’的并不易得。大多数都是‘以力假仁者霸’的存心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开场和结果。然后反观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为什么有如此的曲折？究竟自我要在哪一种文化，哪一种‘政治哲学’的意识文明上，才能做到万古千秋、国泰民安呢？实在值得深长思量啊！难道过去我们几千年来的先人，都是笨蛋，都不及二十世纪的人聪明睿智吗？那么我们的‘基因’，根本就有问题啰？是吗？”[13]
3. 南公对历史“人事经验”的探讨
3.1 历史研究的两个方向
南公提出我们后代对历史的“人事经验”研究中，又分为两个方向，引用南公书中的话：
“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
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型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它、歌颂它、或讥刺它。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
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做为自己的参考，甚之，藉以效法官、模仿它。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便是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司马先生重辑编著这一部史书的方向，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作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的。所谓“资治”的涵义，是比较谦虚客气的用词。资，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一部历史经验。”[4]
3.2 “一部历史就是一个大谎言”
“世界上的人类,有一个特性。所有的人都喜欢听故事,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有)文化的生命,都喜欢听故事,从母亲肚子里生下来,到小孩,一边唱歌一边拍啊拍的,喜欢听故事。人,从生到死,昼夜都喜欢听故事,没有故事自己就会编,骗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是人性很奇怪的一面。不但爱听故事,而且爱听谎言。任何人都没有一句真话。我这个话很严重吧?包括宗教家的教徒和圣人,一切圣人和普通人,都爱说谎言,为什么叫谎言,因为都是对研究历史文化没有用的,几千万亿年都没有用。因此说,一部历史都是这么个大谎言、大故事,(那么)古人的话更是谎言,更是故事。换句话说,我们所学回来的人生,从生到死,都是欺骗自己,说谎言,编故事,活了一辈子。”[2]
“孔子著的《春秋》，就是历史的大谎言的故事，打打杀杀，称王称帝，上流的社会引导下流的社会的一个大谎言，大戏剧性的世界。孔子著《春秋》就是写史实大谎言的一笔帐，他有他的观点和看法，春秋笔法是对历史谎言的一个批判。
写《史记》也是写历史，以个人为主体，与孔子的方法不同，他以帝王事迹为轴，以时间为中心，编上历史上人物的故事，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与孔子的《春秋》笔法不同，是人物列传。所以，传记这文体是自司马迁开始的，司马迁以后就有班固写的《汉书》，后来又有了《后汉书》《三国志》等，一路下来到了清朝，写了二十四史。加上中华民国，可以写二十五史，但是写不出来，因为这一百年太大太复杂了，因为白话推广，太细腻了。”[2]
南公同时提出，“要读历史。不仅只读正面的历史，还要多看小说。所谓历史，常常人名、地点、时间是真的，内容不大靠得住；小说是人名、地点、时间都是假的，但那个故事往往是真的。但是，读历史看正面的既然靠不住，要想办法读历朝历代名臣的奏议。大家要注意，“奏议”就是向朝廷提的建议、报告乃至反面意见。这些东西几千年下来，积累很多数据......譬如关于捐税、金融、关于经济的发展，很多领域，很多资料。到底我们乱七八糟有几千年历史，很多经验值得注意，不像美国才两三百年。可是，读历史也要会读，要别具慧眼，自己本身还要经历很多事，才可能懂得文字背后的东西。否则，不仅读不懂，还会乱批评。”[6]
3.3 南公称“历史是大谎言”的原因初探
（1）当事者的记忆不可靠
“我们几天经历过的事情，几年经历过的事情，这回忆录写出来的都是印象而已。（我插话：记忆也不可靠。）对，不可靠，大不可靠，只是印象而已，自己再加上一些东西。”[2]
（2）记录者记录的偏差
记录者的记录与实际情况可能是有偏差的。拿南师早年经历的记录资料来说，就有不同的说法：
“当时报载：‘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15]
“朱清时：......南老师在到中央军校之前，曾经在大小凉山地区领导一个“大小凉山垦殖公司”，他自任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也就是司令官。这个队伍里有土匪、军阀和招募来的兵，他确实有这种才华，二十多岁就当司令，自称北汉王，那个万人瞩目服从的滋味很迷人，但他很快就警醒了。后来，南老师认为这条路不可为，就放弃了兵权，挂印而去。此后有一段时间曾经很潦倒，跟随他的两三个人中有人生病了，大家钱花光了，没饭吃。南老师就到一个报社去找工作......”[2]
“抗战起来那是1937年，我们参与抗战了。我当年出来是为了救国，就变成军人了，我的身分特殊、关系也特殊，在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的边缘，在大渡河边，那都是我的范围了。这个历史故事非常有趣，我现在只讲有关新闻出版的事。我那时年轻，21岁就冒充四五十岁，留个胡子，学那个蒋老头子一样，一天到晚瞪起眼睛骂人。下面的土匪部队差不多近一万人。年轻人，带领这样的流亡之众，号召这些人怎么样来抗战，前方的兵源不够，我还要把这个部队送到前方去。我做那个土匪部队的总司令，开始觉得很威武，二十几岁站在台上阅兵，一立正、一答礼的时候，自己觉得好伟大，已经高与天齐，好像孙悟空做齐天大圣一样。后来就觉得不好玩了，所以看这些大领袖们阅兵，我就笑。我大概古书读多了，后来像《三国演义》一样，就想办法“挂印封金”，当时我是自称北汉王，自称总司令的，报纸上常常登我那些事情。我带一个参谋，一个侍卫长，写一封信摆在办公桌上，溜掉了，不做了。”[6]
“我从十几岁起，小说《三国演义》看多了，立志要做英雄打天下，英雄做好了，天下大事完成，晚年出家成佛。这是我的目标，晚年才成佛、成仙。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佛，只晓得神仙。所以后来我碰到好几个黄埔老将军、同学，对我说：老兄！我要跟你学佛。我说你学什么佛？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想当皇帝啊？他说：你胡扯个什么啊！我说：真的，我出来就想做皇帝，你连皇帝都不敢做，你学什么佛啊！后来他们骂我太狂了。我说真话嘛！”[16]
由上面可知，南公当年情况的报载与南公后来的讲述相比是有偏差的。
（3）阿谀奉承造成的偏差
写作者大概为了自己的脑袋、肚皮、官位......而造成诸多偏差。如南公所说：
“......司马迁......写皇帝，刘邦是汉高祖本纪，写项羽也是本纪，他认为项羽跟刘邦是一样的，平等看待，只有他敢，也只有他做到。后世班固写《汉书》就不敢了，改了项羽的，不叫本纪了......项羽......不过二十六七岁，自称西楚霸王，还分封各路诸侯为王，特别要注意，汉高祖刘邦的汉王也是项羽封的。所以说你要看懂司马迁写的历史，他把刘邦、项羽都列为本纪，这是一件事实。班固后来写《汉书》，就改了，项羽不是本纪，就跟陈胜、吴广一样了，这个问题就很大。刚才讲到文哲不分，文史不分，文艺不分，为了这个问题，我再找出王昙这三首诗......‘谁删本纪翻迁史’，他就骂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春秋》的精神，很公平的，你们后来写历史的，专门为皇帝一家的尊严而作，是不公平的。”[1]
“皇太极......又谕文馆诸臣择史有关紧要者，据实汇译成书，用备学习。如说：
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词，虽全览无益也。今宜于辽、宋、元、金四史，择其紧要者：如勤于求治而国祚昌，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坠，与其用兵行师之方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汇译成书，用各观览。又见汉人称其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安知其即为天之子耶？盖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亦惟有德者乃可称天子。今朕蒙天佑，为国之主，岂敢遽以为天之子，为天所亲乎？”[13]
（4）历史写作者见地高低造成的偏差
《楞严经》说：“‘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比方一个空空洞洞的房间，没有任何人、物，每个进来的人都有不同的观念。某人进来说可以放电影，某人进来说可以打跆拳，画家一进来说可以摆两张桌子画画，我们这一班人说，这地方好，可以打坐，有人说念佛好，各人不同，随一切众生的心。同样一个空间，随个人观念、需要不同而有不同作用。等于一块布，不做抹布做衬衫，头痛的正好做包头。一切东西随众生的心，这个心讲的是现有意识的心，不是本体的心。‘应’，感应，就是现代科学的话，电感交流。‘知’，知道，每个人知识范围的力量有多大就有多大。等于方才比方的这个房间，有人进来说太大了，隔成三间就好了，一间当睡房，一间当书房，一间当客厅。有人说太小了，隔两间就够用了，我要摆一套什么东西。每个人心量不同，认识有别，此谓‘循业发现’。由于个人心念业力不同，立场不同，观点就两样。你看某人难看得很，有人看却漂亮极了。到百货公司一看就懂得佛法，买成衣的人东挑西挑，这一件不好，那一件不好，结果不好的都选走了。‘循业发现’。等于乡下人喜欢拜拜，买猪肉拜猪头，肉摊最后只剩下一个臭猪头，我小时候看到这个场面，跟老板熟，问老板猪头卖得出去吗？他说少爷你不要担心，等一下就卖出去，我问怎么呢？他说臭猪头有烂鼻子的菩萨吃，他闻不到臭味的！哈，我那时听了好好笑，臭猪头有烂鼻子的菩萨吃，拿去拜拜，不晓得哪个菩萨的鼻子是烂的？这个道理简单明了，就是‘循业发现’。”[7]
因此，南公在谈历史人物时，提到，“我一辈子做了三次辩护人：一次替冯道；一次替孔子，就是讲《论语别裁》；还有一次替关公，在关公的传记上写了一篇文章。”[17]
以冯道为例，“我们想起有一个人，永远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就是五代之间的冯道。我很替他不平，如果有姓冯的朋友在这里，应该替他申申冤。冯道一生经过五代七八十年的政治变动，五代五次亡国，他每一次都是站在最高位置，最后还封王。每一个朝代变动，都非请他出来辅政不可，他成了不倒翁。后来宋朝的欧阳修写历史，把他骂得一塌湖涂，说他是中国读书人里最不要脸的东西，叫无耻之极。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谓‘有奶便是娘’，没有气节。因为中国读书人爱讲气节，而且中国读书人的气节，最后最高明是白养了一个头，这个头最后一定要割下来。如果这个头还连在脖子上，不行。这是中国文化很特殊的地方，专门教人耍头的，对与不对，这是人生哲学的问题。结果冯道后来活到很大年纪，自称为‘常乐老人’。
我们年青时受老前辈的影响，都知道冯道把中国读书人的气节丧尽了。后来，人生的境界经过了，尤其在我们这一代活了七八十年，所看的太多了，我想起来，现在找一个冯道很不容易，再一读历史，发现冯道真了不得。如果说太平时代，这个人能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摇，倒还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八十余年中，他能始终不倒，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可是这个刀锋决不会到冯道旁边来，每一个政权更替，每一次大动乱，还非请他出来不可，当然得有他本身的条件，第一点，他本身的行为没有缺点，至少做到不贪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它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历史上，社会上，不管是上至皇帝，下至挑夫，凡是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两件事情：一个是男女之间；一个是钱财。但是冯道大概这两种毛病都没有，没有缺点抓在任何人手里。他本身非常正，冰清玉洁，没有嗜好，真的是学佛的。乃至他的儿子买了一条活鱼，他一看到，把儿子叫过来，就把活鱼放生了。
在五代这八十余年大乱中，他对于保存中国文化、保留国家的元气，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了顾全大局，背上了千秋的罪名。所以后来苏东坡同王安石都赞叹他，苏东坡讲冯道：‘菩萨，再来人也。’王安石讲冯道，‘佛位中人’。说他是活佛。都是宋朝的三个人，欧阳修那么骂他，苏东坡、王安石赞叹他。”[17]
(5) 写作者的不懂之处而造成的偏差
这点为上点的延伸。历史写作者接触到史料时，也有不懂之处。如：“数十年前，国内流行一股研究明史的风气，其实研究断代史，以明史最难研究，如果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研究对象的中心，那就要注意一般编史书的人不大采用、而是朱元璋亲自写的几篇文章，的确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在这几篇文章中指出，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有几个道人。实际上，他们都是表面上装疯卖傻的道家人物。其中一个是周颠，江西建昌人，人们只知道他姓周，不知道他的名字，因常在市街上疯疯癫癫，便叫他周颠，实际是一位学道家神仙之道的人物。朱元璋曾多次试验他，一次把他放在蒸笼里，再罩上一口大缸，用热水蒸了半天，朱元璋认为该已经蒸熟了，移缸揭开蒸笼观察，不料他竟在里面作蒸汽浴，和现在流行的三温暖或土耳其浴一样，满身大汗，对朱元璋说：‘你好！你的事业可以完成了。好舒服啊！’朱元璋对他无可奈何。但朱元璋每次遇有困难，他都会出现，助一臂之力。像打陈友谅的时候，他也跟着一路去，朱元璋心想，这疯子出现就会遇上麻烦，这次去打陈友谅，本来是一场艰苦而危险的战争，他又来了，可真讨厌，于是想把周颠沉到江里去。朱元璋带兵到了南昌，他还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果然，在战场上千钧一发之际，他又帮了朱元璋的大忙。
这些人物，因为太神话化了，而编写正史的，多为儒家人物，由于他们的传统观念，对于这许多史实，都不收罗进去。事实上，朱元璋本人的著作中，所描写的这类史料很多，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14]
“再进一步是行阴境界。在想阴尽之后......修行人到达这个境界，看世间万事万物，好得很，就好像在大圆镜中看这一切一样。此时‘时人看眼前一枝花，如梦中相似’。所以读书人看这类经书，哪里能懂？这是讲功夫境界，如灯光般照见万象......”[8]
3.4 顶门一只慧眼
由上略述，可知道历史难懂。南公称，“所以古人说，读书要顶门上另有一只眼。中国宗教里有的神像，多一只眼睛，名为智慧眼。我们要用宗教家所谓的智慧之眼去看，就很容易了解了。”[9]下举南公对历史的两例事件解读来说明。
例1为南公对《曾国藩日记》的解读：“后来流行的《曾国藩日记》，尤其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提倡，连共产党的毛泽东也崇拜《曾国藩日记》，哇，那个时候，我必读之书啊，也很佩服。我提出来，曾国藩是有意的，他晓得时人在注意自己，他是有意借日记和家书讲这些家务事，他是一个理学家，是文人领兵，他是应付给清朝，给别人看的，他想通过日记和家书表示，我哪里是想当大权做大事啊，哦，你看我是主张做人，回到田园……你看他的日记，怎么个差兵打仗，而且打败仗，屡败屡打，怎么都没有记录呢？”[2]
例2为南公对张良死的解读。《史记》记载为“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彊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原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穀，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听而食。後八年卒，谥为文成侯。”。而南公说，“刘邦死后，(吕后)故意请张良吃饭，是她设计促使张良早死。关于这一点，有人对我说，于史无据。我说，你不了解道家的“辟谷”，当然不明白，张良当时已修到可以“辟谷”不吃饭。功夫到此，忽然强迫他吃肥腻的食物，不但功夫尽失，甚至不死也要大病一场。世界上的知识太多，当然有所不知。可是吕后有人教她，因此，一饭之后，即致张良于死命，并非历史上的奇事。”[13]
4. 火水未济与虚云老和尚修庙子
南公说，“以我们东方哲学来说，《易经》看这个世界，始终都是在变化中，而它的变化始终是不圆满的。我们这部《易经》从‘乾’‘坤’两卦开始，最后一卦是‘未济’。‘未济’也可以说是没有结论的。
以《易经》来看世界，任何事都没有结束。人生有结论吗？我们也讨论过‘盖棺论定’并不是结论，人死了没有结论。宇宙、历史有没有结论？据科学、宗教、哲学所了解的，宇宙最后还是会毁坏，毁坏了又会新生，也是没有结论。所以人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人生，而这个没有结论的人生，永远是缺憾的。”[9]
在这个没有结论的人生中，个人在做事的态度上，南公曾以虚云老和尚为例，提到“虚云老和尚，这位禅宗的大德。我也是他的弟子，我常常讲：师父啊！你不要变成讼棍。怎么讼棍？一辈子跟人家打官司，到处打官司。为什么打官司？庙子被坏人占了，不肯搬出去，他没有办法，只好去告他，又把庙子盖起来。他发愿要重新修成一百二十个庙子，每个旧庙子，他都要把它修过，大陆上的旧庙子被军阀和坏人占去了，他要把这一批人赶出去，所以到处跟人家打官司。
那个时候，我说：‘师父啊！你发心到处盖庙子，要盖就盖好一点嘛！马马虎虎的不行。’他说：‘你这个孩子，我们都做完了，后来的人做什么事？’嘿！这有道理，我们做得那么好，后来的人光享福，还做什么事啊！”[10]
参考书目：
[1]南怀瑾《廿一世纪的前言后语》
[2]王国平《南怀瑾的最后100天》
[3]南怀瑾《邵康节的历史哲学》
[4]南怀瑾《历史的经验》
[5]南怀瑾《孟子与公孙丑》
[6]南怀瑾《南怀瑾讲演录》
[7]南怀瑾《宗镜录略讲》
[8]南怀瑾《如何修证佛法》
[9]南怀瑾《论语别裁》
[10]南怀瑾《习禅录影》
[11]南怀瑾《孟子旁通》
[12]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
[13]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
[14]南怀瑾《老子他说》
[15]《怀师—我们的南老师》
[16]南怀瑾《禅与生命的认知初讲》
[17]南怀瑾《庄子諵哗》
[18]南怀瑾《我说参同契》
尚德讀後：
中國文史哲是不分的
文以載天下大道
史以辨人世義利
哲以達盡性盡命
在南老師的歷史哲學中，可窺其奧義於一般
二零一四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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